材料一 中国白银进口量及来源(1550-1700年)(单位:吨)
| 日本 | 菲律宾 | 葡萄牙贩运到澳门 | 合计 | |
| 1550-1600年 | 1280 | 584 | 380 | 2244 |
| 1600—1640年 | 1968 | 719 | 148 | 2835 |
| 1641—1685年 | 1586 | 108 | 0 | l694 |
| 1685—1700年 | 41 | 137 | 0 | 178 |
| 1500—1700年合计 | 4875 | 1548 | 428 | 6951 |
——摘编自谢丰斋《古代“丝路贸易”的延续》
材料二 巴西棉花、咖啡 、稻米等农产品和畜牧业的生产,金矿和金刚钻矿的开采，主要靠黑人奴隶来进行。随着种植场的扩大和出口农产品的不断增加，畜奴的数量也随之扩大。1532年黑人奴隶开始被运到巴西，到十八世纪末叶，在巴西的黑人奴隶已比白人多百分之五十，有些地区黑人奴隶的人数甚至是白人的二十倍。在19世纪中叶,停止奴隶贩卖之前运入巴西的黑人奴隶已有一千五百万人之多。
——摘编自谢启晃《奴隶贸易与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材料一中中国白银进口相关的国际贸易路线，简析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巴西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上述趋势出现的历史背景。
| A．南北发展差距缩小 | B．跨国公司加速发展 |
| C．冷战局面得以结束 | D．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
材料一 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贾湖遗址酒石酸的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陶杯、陶尊、陶盉的考古发掘，昭示出酒的发明当在7000年以前。中国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黄酒、白酒。早在《尚书·酒诰》中，“德”字主要指与政教联系紧密的酒德，是酒礼的内在道德规范，强调饮酒要求适中、平和、有节，“酒以成礼”、“宴以合好”。我国古代有“尊”“壶”“角”“献”等各种各样的酒器，酒器种类的繁多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通过不同的酒器代表不同的身份。酒在民俗生活中与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等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这种民间纯粹功利性、实用性的祈求，均能通过酒祭、占卜、神供、祈禳、禁忌等途径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创造。
——摘编自万伟成《中华酒文化的内涵、形态及其趋势特征初探》等
材料二 西方文化中不乏酒的传说，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身兼酿酒者和葡萄种植者的庇护神和艺术之神。从公元前7世纪起，每年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希腊城邦的人们都会举行祭祀酒神仪式——“大酒神节”，歌颂狄奥尼索斯的丰功伟绩。西方人把葡萄酒视为“神授”之物，试图通过酒神崇拜使饮者自律。西方酒器多是玻璃制品，讲究透明，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的使用杯子，如鸡尾酒杯、白兰地酒杯、香槟浅碟杯、白葡萄酒杯等。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映出对酒的尊重，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等，按照味觉规律，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
——摘编自饶清清《中西酒文化差异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国和西方酒文化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酒文化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二战后美国人口流动发生了显著变化。1970—1990年间在美墨西哥移民由542.2万迅速增长到1400万。与此同时南部和西部“阳光地带”取代东北部和中西部，成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面对复杂的人口流动，美国的人口管理模式由自发向政府主导转变。对于外来移民，美国注重吸纳高端人才，重视移民申请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特殊职业技能。80年代美国通过一项旨在减少非法移民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条例》。对于国内人口流动，联邦住宅管理局将城市社区分为四个等级，A类安全系数最高，D类最差。政府在信贷、就业方面实施倾向性政策，给处于下层的流动人口制造强力的隔离环境。面对日益失控的人口流动，社区被迫积极地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2005年美国首府哥伦比亚特区的赫顿社区成立第一家流动人口中心。
——摘编自张利萍《战后美国人口流动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摘编自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美国人口流动和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一 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据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1979-2004年深圳市人口变化趋势
注：按照深圳市统计局统计口径，2002年以前以1年为标准，居住1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称为暂住人口，2002年以后把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称为暂住人口。
——摘自陈图深等主编《深圳人口与发展：挑战与对策》
(1)据材料一，归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1979-2004年深圳市人口变化趋势。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趋势形成的时代背景。
(3)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人口迁移对民族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汉承秦制。汉代统治者继续开疆拓土，经过不断的开拓和经营，汉朝建立了一个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南抵南海、北至贝加尔湖，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刘邦建汉后，实行无为而治。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在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劝谏下，逐渐重视儒家思想。至汉武帝时，最终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其辖境内民族统称为“秦人”。汉朝建立后，国力不断强盛。在与匈奴、诸羌、西南夷、百越和西域诸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逐渐称汉王朝的使者为“汉使”。到东汉时，汉民族已有“汉人”之称。
——摘编自段红云《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影响。
| A．解决了亚洲的难民问题 | B．顺应了劳动力全球流动的趋势 |
| C．拓展了多边外交的空间 | D．彰显了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 |
材料一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于2015年6月发布的年度《战乱世界：全球难民趋势》，2014年，战乱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导致1950万国际难民与3820万国内难民，其中约53%的难民源自于叙利亚（388万）、阿富汗（259万）与索马里（111万）。由于地缘关系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阿富汗等西亚北非难民通过各种途径前仆后继地跨越地中海和国界线，奔向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移民网络，对难民提供了更人道、更好待遇、且经济富庶的欧洲国家。正因为如此，欧洲境内始终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2014年欧洲境内的难民数量达到670万人，比2013年增加230万，从而形成二战以来欧洲最严峻的难民危机。
——摘编自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
材料二 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裂，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新的考验和问题，如波兰指责德国无上限接纳难民之举是将难民问题输出至其他国家。近年来，欧洲可谓危机不断，还没有彻底走出债务危机，又遭受“意料之外”的难民危机，这势必影响欧洲的经济改革，进而阻滞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而在大量难民中，难免会有恐怖分子混入，埋下无穷隐患，这又会诱发对难民人群的歧视与仇恨。当然，大量的难民涌入也有可能缓解欧洲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以德国为例，到2030年，80岁以上老人预计超过630万，而人口将缩减至不足八千万，外来移民目前是其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摘编自王刚《欧洲难民危机的成因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亚北非难民选择涌入欧洲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欧洲难民危机的影响。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二，简析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彻底解除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人口迁移产生的积极影响。
| A．使西晋王朝疆土得到开拓 | B．加速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 |
| C．推动了西晋时期民族内迁 | D．符合当时中原流民的期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