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一 尽管18世纪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和报道的欧洲文化名人和启蒙大师对中国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对中国是一个更古老、更伟大的文明的看法，他们却是完全一致的。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是更开明的文明。有不少可学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都提到过中国的考试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性考试，使官吏地位人人皆可争取，并非生而有之，欧洲不能与之相比，应加以采用。伏尔泰对比欧洲宗教仇视异端的残酷性，认为中国是伦理道德最好的民族，他欣赏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宽容。莱布尼茨由于对德意志分裂割据、战乱不止极端厌恶，因而对于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十分向往。
——摘编自马克毒《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就外国人所编译的书籍而言，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宗教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类。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凡是思想比较开明、领导和参加过社会变革活动的官员、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受到过西学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通过阅读传教士译着的西方史地书籍成为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奕䜣、曾国藩、张之洞等都不同程度地阅读过中译西书。李鸿章甚至在1889年用培根、达尔文学说考试学生。戊戌变法后，出现了中国人自主译着西学书籍的高湖，译书的重点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革命史。
——摘编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学者推崇中华文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国翻译西方著作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东亚文明与西欧文明在相互交融碰撞中推动人类历史车轮的前进。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和希腊就通过被希腊人称为“西徐亚人”的游牧部落作为中间媒介而建立起丝绸贸易的联系。公元前4世纪末，古希腊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在其《旅行记》中，对东方亚洲的记述超过了希罗多德，但其对东方赛里斯（“丝”的音译）人的描绘是“男高十三骨尺，寿逾二百岁”。除丝绸外，中国高超的铸铁技术也传入欧洲。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的《博物志》中提到的“中国铁”，就是由汉朝逃亡士卒传入中亚，然后又辗转传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中国的输出则有玻璃、琉璃、毛麻织品等。公元8—13世纪，崛起在欧亚大陆中部的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明交流桥梁的作用，将欧亚大陆两端文化成果来回传播放大。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的中国四大发明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摘编自余建华《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欧文明交流》
材料二 18世纪，通过耶稣会士的著述和译作，外交官、商人、游客的回忆录和游记，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被介绍到欧洲，一时间欧洲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哲学、宗教等的著作和翻译的儒家经典。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各自的解读、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并用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物来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国热”。与欧洲基督教神学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强调文化的人本性，如儒家形成了“仁者爱人”的核心价值观，并在政治上提出“德治”和“仁政”。欧洲人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充满理性的无神论哲学，并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对于道家，他们这样理解：“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李约瑟在演讲中甚至说道：“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摘编自冉昌光《中学西渐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亚欧文明交流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中国热”出现的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图书印刷业发展迅速，这离不开宋刻本技术的发展。为避免虫蛀，宋刻本会选用纸性坚韧耐久又可以杀虫的椒纸。它刻印精致，“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仓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元祐年间刻印的司马光写的《通鉴考异》还得到了乾隆皇帝“是书字体浑穆，具韩柳笔意”的评价，不仅字刻得好，错谬之处也少，是宋刻本的一大优点。宋代国子监除了刻印经史外，还会刻印王叔和脉经、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等医书，这样做既满足了社会需要，又推动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宋刻本是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它的刻印艺术是后世的模范，对后世的书籍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黎世英《宋代的图书印刷业》
材料二 西方印刷术，始于15世纪中叶，德国的古登堡改进和发明了铅活字，他还排印了西方首部印刷品《四十二行圣经》，曾一度轰动欧洲。……西方对印刷术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铅合金、印刷机、油墨等一整套印刷工艺上，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完成的。在此基础上，西方还发明了石印、影印、珂罗版等印刷技术。19世纪初，西方印刷术引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进入我国，既冲击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又改变了我国印刷业的分布格局，大大推动了我国由手工印刷转为机器印刷的进程。
——摘编自骆伟《近代西方印刷品及其版本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刻本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图书印刷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登堡印刷术的历史意义。
材料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多样，绵延不断的文化传承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 第一种 | “内化于心”是指通过教育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四书五经、古典诗词等中国传统国学经典 |
| 第二种 | “美化于艺”是指通过艺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戏曲、绘画、书法、玉器、园林等中国传统艺术 |
| 第三种 | “外化于行”是指通过生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范式，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医、传统节日和风俗等中国传统生活习俗 |
——摘编自张新科《传承传统文化三大途径》
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任一途径提出自己的看法（赞同、反对材料观点或另有观点均可），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加以阐述。（要求：看法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 中国在唐代输入西方的物品中，仅丝绸种类就多达百种，还有大量难以统计的物产和技 术，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漆器、瓷器、铁器、金银器皿、钱币、炼丹术等当是其中的荤荤大 者。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其专著《丝绸之路：中国一波斯文化交流史》中，专门对谷 子、高粱、樟脑、肉桂、姜黄、生姜、水稻、麝香、大黄等九种物种的西传及其作用进行了详细介 绍和论述。
沿途的欧亚各国也同样回报中国以各种动植物、物品和技术，传入中国的主要动物有 马、牛、驼、狮子等;主要植物有石榴、葡萄、苜蓿、波棱、胡麻、胡椒、胡黄连、胡荽、小茴香、青 黛（靛花）、郁金香、天竺桂、无花果、指甲花、木奈祗（水仙）、阿勃参等，还有多种药材、香料和 染料等；物品主要有玻璃器、琉璃、玉石、珍珠、珊瑚、金刚石、石蜜、砂糖、毡布、葡萄酒等。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一开始就带有“怀柔远人，弘扬国威“”的鲜明政治色彩。在进行 朝贡贸易时“倍偿其值”,在边境互市中强调“惠远人而贸易''，这种良好的商业信誉使得西方 诸国争相与中国通商，同时各方均从贸易中获得益处。在丝路畅通的大多数时候，呈现的是 “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异域传使者“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
——摘编自雍际春《论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与历史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丝绸之路”的相关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具体明确，论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清朝雍正皇帝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又认为所谓“夷狄”仅是地域上的一种划分，“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否认这是“中外”划分的标准，并认为“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为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
——摘编自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
材料二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第五条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提出少数民族参与国家会议的主张。1912年颁布的《参议员选举法》和《众议员选举法》中，在参众议员的分配问题上，还规定了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
——摘编自刘卫宁《民国时期宁夏回汉民族关系研究》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团结。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党在早期工作中就比较关注民族问题。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固原地区（今宁夏）时，就制定了严格纪律，要求尊重当地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民族平等，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播下了革命火种。1936年5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了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及对回族解放的关切。1936年10月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政权。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却写下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尝试。
——摘编自郑彦卿、陈卫鹏《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就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指出雍正帝对于传统“华夷观’的看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临时约法》中涉及的民族政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并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落实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人自古就有所谓“下南洋”，即移民东南亚的历史，根据其动力和规模，可分为四次大潮。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南的浪潮，始于17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殖民开发。第二个高潮，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规模工人出国，也即臭名昭著的华工贸易。20世纪初以后，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掀起第三次高潮，其直接动力是东南亚的经济繁荣。西方宗主国的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陆续波及其东南亚的殖民地。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国改革开放前，移民东南亚工程中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
——摘编自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南洋华侨、尤其是第代华侨的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在宗族、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又由于20年代以来侨教和宣传极力灌输民族主义意识，在中日对抗加剧时，以山东筹赈大会为契机，广大南洋华侨终于聚集在爱国主义旗下，在其领袖陈嘉庚的率领下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活动中。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在陈嘉庚的号召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编自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南洋华侨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