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于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于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可是，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

材料一   唐朝初期，丝绸之路贸易主要以陆地交易为主。唐朝中期以后，丝绸之路贸易开始从西北陆路往东南海路延伸进而沟通四海。唐朝与日本、高丽、新罗、东南亚的林邑（越南半岛中部）、西亚大食所属末罗（巴士拉）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而沿海众多贸易港口的开辟，更是将唐朝丝绸之路贸易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从与周边地区零星交换所需产品，发展到了品类繁多的大宗货物交易。唐代最著名的海外贸易通道当属“广州通海夷道”，这一通道推动广州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吸引了阿拉伯等地商人来此经商甚至定居。

——摘编自龚金镭《唐代海上“丝路”贸易演化与边贸制度的发展》

材料二   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唐朝政府设置了掌管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唐代的全国造船业主要集中在南方十二州，仅在扬州就有十个造船场。唐大历、贞元年间（766-805年），有载重量超过万石、名谓“苍舶”的海船出现。

——摘编自唐任伍《论隋唐对外贸易的发展》

材料一   阿拉伯统治者虽然崛起于文化落后的阿拉伯半岛，但他们高度重视先进民族的文化，这直接体现于阿拉伯帝国民族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内容。尽管在帝国统治时也发生过多次对“文化人”的杀戮与迫害，但只要文化与学术活动不涉及王权与哈里发统治，统治者都是大力提倡的。

——摘编自张咏梅《论阿拉伯帝国的民族政策与文化繁荣》

材料二   印加帝国在地理上有紧紧连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道路系统，其中有几百公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帝国的其他统治方法还包括将土地、矿产和牲富收归国家所有；编制详细的人口普查表，以增加税收和扩充军队。毫不奇怪，印加帝国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一。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断《全球通史》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汉承秦制。汉代统治者继续开疆拓土，经过不断的开拓和经营，汉朝建立了一个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南抵南海、北至贝加尔湖，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刘邦建汉后，实行无为而治。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在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劝谏下，逐渐重视儒家思想。至汉武帝时，最终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其辖境内民族统称为“秦人”。汉朝建立后，国力不断强盛。在与匈奴、诸羌、西南夷、百越和西域诸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逐渐称汉王朝的使者为“汉使”。到东汉时，汉民族已有“汉人”之称。

——摘编自段红云《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