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是中国迄今发现唯一一处秦朝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简。这些简牍均为木质。字体为秦隶，其字体构造多保留篆书的结构，但用笔较方，笔力劲健，与秦汉的书风一脉相承。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胡亥二年，十几年连续不断，是秦朝迁陵县的官府文书。这里还发掘出了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贫民居住区等。简文中出现了大量“洞庭郡”的郡名，而洞庭郡在传世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摘编自伍新福《湖南通史》

材料二   湖南省部分简牍出土情况

时间	地点	文物内容及数量
1996年	长沙市	走马楼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总数量约14万余枚，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薄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涉及纪年、职官司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
1999年	沅陵	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1336枚。详细记载了沅陵侯国前往首都长安和长沙国的里程，侯国的人口、乡邑、田土、赋税等，烹调素食的方子有7条，荤食的有148条
2003年	长沙市	走马楼八号古井中发现简牍10000余枚。多为当时实用的官文书，私文书仅一枚。官文书大多涉及司法事宜，记录有当时从案件发生、起诉告劾、侦察拘捕、审讯判决的全过程。具体案例多涉及经济和职务犯罪
2004年	郴州市	苏仙桥古井发现了600多枚晋简，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邮政、祭祀、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桂阳郡的政府档案

——根据《湖南考古辑刊》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编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里耶古城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简析这些简牍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湖南省不见出土晋以后简牍的原因。

3 . 敦煌石窟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风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西夏石窟的图案装饰纹样受到北方辽政权的影响，也明显模仿宋代建筑彩画的纹样。西夏晚期和元代的洞窟，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藏传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和阗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随着岁月的流转，因长期受风沙等自然原因的影响，敦煌石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鉴于此，让文物在数字档案中永生的构想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89个洞窟完成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穴进行了三维重建，敦煌石窟建立了全方位的数字档案，开发出根据图片自动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的云计算共享平台。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被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尘封的文物由此获得新生和永恒。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胡珊《数字档案“让敦煌永生”》等

(1)依据材料，概括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
(2)指出敦煌莫高窟的史料价值。结合敦煌莫高窟数字档案建设的具体做法，谈谈你的认识。

4 . 历史文献记载缺失的内容，因考古发掘而变得丰满，那些通过出遗迹和文物所还原的历史，改变了我们的认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有日本学者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陶瓷之路”，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

——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纵观全球著名海港遗址，往往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而“海丝申遗”工作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2021年，温州在建设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时，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这一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温州地标江心屿双塔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古航标，分别建于唐代和宋代。古人建造如此宏伟的两座航标，正因为附近有繁华大港。而在南宋和元代，温州都曾设立外贸管理机构。遗址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掘成果如下：

区域	发掘内容	亮点
东端水门头区	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	包括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成片房址等，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
中部邻江港口区	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为沉船、码头等遗迹分布区。	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
		发现2艘福船（福建造木帆船，适合远洋航行）。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4米、残宽4.1米，推测全长约20米。
		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
西端南侧瓮城区	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	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明清时期改为方形。

——据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栏编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含义，并简述这一词的使用与中国陶瓷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寻找相关信息，佐证温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繁华大港”。结合所学，简述考古发掘的价值。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2011年开始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工作，得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为目标，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2012—2013年，实施墓园的考古发掘；2014—2015年，进行主墓发掘；2016—2017年，进行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内棺、五号祔葬墓主棺的实验室考古工作；启动青铜器、玉器、金器、漆木器、简牍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2018年，进行墓园2号墓的发掘。到2019年，共勘探约4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套）。

海昏侯墓考古出土文物简表（部分）

种类	文物
竹简和木牍	5200多枚仔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论语》《礼记》《诗经》等。
整套乐器	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
五铢钱	约200万枚五铢钱，用木质封泥匣封缄，封泥铃印“昌邑”二字，匣上墨书“海昏侯家钱五仟”等文字。
异域风格文物	骆驼形象的编钟笋簴（ju），独角羊形象的银质当卢，缠丝玛瑙，水晶及琉璃等。

——摘编自杨军《地下奢华：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1)根据材料，概括海昏侯墓考古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海昏侯墓考古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新疆地区出土的部分文物

材料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文物）有过一场特殊的历险，这场历险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期间困难重重、惊险连连，守护国宝的故宫人创造了无数奇迹，完成了这项意义非凡的壮举。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摘编自《一代故宫人的回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疆地区能够出土大量古代文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文物保护的历史意义。

7 .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材料   敦煌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它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今存洞穴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色雕像2400多尊，是我国现存石窟艺术宝库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座。下面是与敦煌莫高窟相关的两个人物。

王圆箓(1850—1931年）1850年出生在湖北，家境贫寒，信奉道教。1897年云游到了莫高窟，四处化缘，将得来的钱财全部用来修缮莫高窟。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发现了后来享誉世界的莫高窟第十七窟一一藏经洞。他步行50里赶往敦煌县城，找到了当时的敦煌县令严泽，但严泽随意打发了他。1904年，他又上书清宫，但也同泥牛入海。藏经洞的保护，就这样错过了上佳机会。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以捐功德钱的形式骗取了大量文物，接着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纷至沓来，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流失严重。王道士，他幻想靠自己的微薄之力保护千佛洞，靠着这些“君子”们的资助，做着卑微而伟大的事。诚然，在他手里，这个古窟添上了许多伤痕，但过错绝非一人应该承担。

樊锦诗(1938——)1938年出生于北平，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樊锦诗用爱和生命践行着守护敦煌的神圣誓言，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奋斗了近60个春秋。她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先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工作；构建“数字敦煌”，开创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为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被誉为“敦煌女儿”。

—摘编自刘伟《敦煌莫高窟重见天日始末》、任风《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敦煌莫高窟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造成近、现代敦煌莫高窟不同命运的原因，并谈谈你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的认识。

8 .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关于新中国初期文物保护工作的报道数量出现过几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50年7月，该月上旬共有4篇关于文物保护法规出台的公报。第二次峰值出现在1955年5月，台湾当局筹划“长期出借”文物至美国的举动引发政府、学者、群众的一致抗议，多篇文章与此相关。第三次峰值出现在1956年2月，当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言、决议和倡导成为《人民日报》文化版面的“重头戏”。第四次峰值出现在1957年9月，当时第一次文物普查初见成果，该月有大量文章介绍新的考古成果。

——摘编自胡岳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保护》

材料二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5次大会上，意大利代表团提出了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公约草案文本。经多次讨论后，“海牙公约”及其协定书和实施条例于1954年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性和国际性公约。196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起初有25个国家参加，截至2019年已扩大列107个国家。在它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完整性等保护原则与方法。

——摘编自陈洁《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演变（1931—2005年）》等

(1)概括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特点。
(2)概述20世纪中后期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