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一般通史的写法偏重于政治史，但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因为文明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文明的各种要素的发展不平衡，在综合考察的同时还必须有重点，重点就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标志性文明成果。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史料二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原，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只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史料三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摘编自李贽《藏书》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了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不仅理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对先秦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人合一的继承中，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摘编自魏义霞《朱熹对仁的诠释》

材料三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卷》

材料一   汉武帝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目前所见最早而确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出处，是蔡元培于1910年所著《中国伦理学史》。1916年，易白沙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评议上篇》，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了论述。这一观点，为清末民初的学者所普遍接受，其影响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资料夹】

①关于董仲舒：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曾问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在《史记》中以三百余字简述其生平，对其学术成就，仅说：“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②关于《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代表作，其中多篇以“阴阳”或“五行”命名，如《五行对》《五行之义》《阴阳位》《阴阳义》等，除阴阳家外，董仲舒思想又杂有道、法、墨等成分，如道家的顺应天道、清静无为，法家的君尊臣卑、循名责实，墨家的天志、尚同、明鬼等，均被董仲舒吸收改造。

③关于“罢黜百家”：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在《汉书·武帝纪》的中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④关于汉代诸子之学：近代学者吕思勉考察《汉书·艺文志》指出“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余率皆有，或颇多。”又根据《史记》《汉书》《三国志》探讨诸子百家在秦。汉传承，指出：“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令《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人教社普通高中教材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述调整】

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历史必修③》（2004年版）

汉武帝继位后，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此后，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外历史纲要（上）》（2019年版2022年印刷）

材料二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一位名叫李杰的读者曾致信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在“辟孔”的同时，应“提倡古人言论学说之有益于现代、与孔子相反者”。在他看来，“古人学说之最合于现代者，莫庄、墨若。墨子兼爱，适合于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而为大同之基础。庄子学说，系纯摧残君权，扶植民权”。陈独秀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成李杰的建议，而且还认为除庄、墨之外，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学说也有益于现代，值得提倡，“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该书有四大特点，其中第三大特点是“平等的眼光”，即是说胡适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点，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都放在平等的位置，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一个本来的面目，是很平等的”。

——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材料三   在西安，儒庙得以修复，成为历史博物馆。在曲阜，修整一新的孔庙和孔林被保护起来。1962年4月传统的清明节，成千上万的祭拜者涌到那里，官方设计的从孔林到孔庙的沿线途中，犹如赶集一般（有人曾建议将孔林作为麦加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儒教祭祀圣地）。

“人民”虽没有放弃对“旧文化”创造者们的敌意，但他们认识到这些文化已为自己所控制。如同列宁格勒的“修道院”一样，全中国的宫殿、庙宇和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遗物——这些东西原本与共产主义原则格格不入——一律为共产主义者拥为己有，并失去了原有的负面作用，其原物受到保护。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材料一   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彰）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严迥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材料二   宋代新儒学完全建立并蓬勃发展，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必有责焉耳矣。”

材料四   自汉以来，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架构，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科技文艺成就也充实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词汇和功能，构成了光耀千秋、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陶冶了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根.

——摘编自王志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