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原本是一起影响甚微的地方冤案，情节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丈夫武大郎极为相似。当《申报》偶然将这则奇闻异事登载出来时，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发展为一桩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惊动京师的大案，最终在慈禧太后直接过问下，经过刑部重新会审，冤案得以昭雪。而后更是通过新闻报道，文人笔记乃至电影电视剧的各种记载与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材料二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材料   20世纪初的女界“新”象

音乐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也是历史和时代的重要载体，是时代的见证。

材料一：编钟兴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它用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曾侯乙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

材料二：唐政府有太常寺等机构专管乐舞，当时知名的音乐家有万宝常、许和子、段善本，舞蹈家有公孙大娘、段旻等。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乐舞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1家、38部专著共257卷。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高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三：世事新，男女平等；文明国，自由结婚乐。

——摘自《自由结婚纪念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摘自《国民革命军军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狼。

——摘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摘自《春天的故事》

材料一   1860—1868年，福泽谕吉三游欧美，他发现：现代世界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是野蛮的国家。欧洲目前的文明经过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汲取西洋文明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国体），按照由难而易的顺序酌情取舍。谋求文明涉及到国体、政统、皇统等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最后融为一体，产生“民主自由”。文明的国家应当靠侵略、奴役别国来推行文明。

——摘编自【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材料二   1918—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美，他意识到：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今日竞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科学万能说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完成。我们青年将来要替全世界人类肩起这个大责任。

——摘编自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征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路等；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通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各国开展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等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隋唐首都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聚集在这里，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就达万家以上，许多人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波斯的摩尼教、大秦的景教等都在长安扎了根，不同宗教和睦相处、互不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罕见。中亚、西亚人来到长安不仅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将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引入长安，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推动了唐代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宋初，在四川地区设立茶场司，陕西秦州建立买马司，负责茶马贸易，后因榷茶和买马的业务迅速发展，遂将二者合并于成都，设茶马司，负责茶叶的征榷、运输、销售及买马事宜……吐蕃是当时贸易的主要参加者，产品则多为青藏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它农副土特产品。汉族地区的绸绢、布匹、陶器、食盐和其它手工业品以及农副土特产品也太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在红海的阿拉伯人也积极参与进来，他们贩运印度、缅甸地区的犀牛角到中国，再将西藏、云南的香料、香药等转运到国外。

——马巍《宋代丝绸之路新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一些新兴产茶国的崛起，我国在世界茶叶市场中的份额日趋减少。面对这一颓势，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茶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公司法》的颁布，迎来了一个引进制茶机器、兴办茶叶公司的小高潮。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减免茶税的条文，但我国业茶者多为分散经营，无力采用机器生产，晚清政府国库亏空，无暇过多顾及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无视减税条文。1919年，英国为了确保印度茶叶的销路，拟对华茶征收特别税，使华茶市场雪上加霜，但北洋政府无力与英国交涉，最终，华茶外销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马蕾《1900—1920年中国社会挽救华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