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材料一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化文化异常繁荣，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了地中海区域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对波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征服战争，大军转战于多地，打破了此前欧亚非大陆各文化地区间的相对闭塞和阻隔的局面，再加上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使希腊文化迅速传向东方。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后，托勒密在文明发达的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国，以亚历山大里亚为首都，王室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扶植文化事业，它优越的学术环境和完善的科研设施吸引了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学者云集此地。托勒密二世时，埃及的进出口贸易加强，经济的强大是亚历山大里亚文化取得瞩目成就的物质保证。由于罗马对埃及征服较晚，其文化成果得以保持并继续发展。

——摘编自张丽霞《亚历山大里亚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原因》

材料二   在俄、英、普、瑞共同参与下，俄国军队于1814年渡过莱茵河，开进法国首都巴黎，受到法国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战后在处理战败国法国以及召开维也纳国际会议方面俄国起着主导作用。俄国虽然站上了欧洲权力的顶峰，亚历山大一世也获得了“解放者”的殊荣，但此时他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曾信奉自由主义改革的他在对内的政治改革中放缓了脚步，对内对外政策逐渐趋于保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青年军官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欢欣鼓舞，由于见识到了欧洲的先进，开始反思俄国的落后，在远征回来后，他们便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早一代革命者，先后成立了救国协会、幸福协会、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并于1825年12月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时发动了起义。

——摘编自程杰《试析1812年卫国战争对俄国的影响》

材料一   罗马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城邦，生存空间十分有限，战争就逐渐成为罗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对迦太基的战争期间，政府向罗马人借款以支付巨额战争费用，然后以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赔付。消灭了迦太基，罗马逐渐向地中海东、西部发展，开启了并吞希腊世界的活动。到了帝国时期，穷兵黩武仍然是罗马存在的常态。所以罗马人认为边界就是要使敌人恐惧。对于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等，不能对等与之谈判和平，而必须是由罗马赐给他们和平。用金钱求和，更被认为是耻辱。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军力进一步下降。但罗马因不满意于之前要向达契亚交纳钱币以换取和平的协议，还是发动了对达契亚的战争；最终将达契亚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材料二   汉朝建立后，高祖的注意力仍然是要扫平割据的中原诸国，当时驻守在代的韩王信投降匈奴，信的部将也和匈奴联合，所以才出兵击匈奴。尽管凭借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由编户齐民组成的汉朝军士在组织、装备、物资力量等方面要胜过匈奴。但是，从高祖到武帝初年，汉对匈奴采取的是防守政策，希望以长城为界，双方各保平安。只有在汉武帝时有一段主动反击的时期。对于打胜仗的将军，也没有像罗马那样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给他们修建凯旋门、纪念碑。总之，西汉一代的边防政策，遵守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原则，这与罗马是完全不同的。到了东汉，南北匈奴分裂，方才出击，打败了匈奴，免除了匈奴对中原居民生产的骚扰破坏。

——摘编自马克走垚《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

材料一   几则有关马车的考古发现

——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等整理

材料二   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多是奴隶主贵族，而由“众人”“多臣”“庶民”等组成的步兵附属于战车部队。史载，前633年，晋文公“作三行以御狄”，其中“行”是独立的步兵建制。前541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兵步的战斗队形。到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有学者推测：“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后来，人们在秦始皇帝陵二号陪葬坑中发现了大型车阵，这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的丰富信息。秦代的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他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岳南《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材料   阿里安（约86—160年）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史学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希腊文化熏陶，有从政从军经历，著有《亚历山大远征记》。《亚历山大远征记》的史料主要来自托勒密的《亚历山大战争回忆录》和阿瑞斯托布鲁斯的《历史》。原因是这二人都随亚历山大转战各地，并且都在亚历山大去世后才写作，阿里安认为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当二人叙述一致时，阿里安就将其作为准确资料记录下来。当二人不一致时，他会选用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内容。阿里安较多采信托勒密的说法，且会明确说“我同意他的说法”。除此之外，阿里安也采用了别人撰述中那些他认为值得记下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对于这些记述，阿里安有些会给出自己的推测和判断；还有一些，如亚历山大之死，他会列举出不同的说法，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在阿里安看来，亚历山大的业绩前无古人，在当时没有人专门从文学的角度宣传。他决心向世人表彰亚历山大的美德和功绩，为罗马帝国的元首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道德典范。

——据崔丽娜《求真与致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