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后继者统治西亚时期，大量建立希腊化城市。西亚被征服的波斯人被迫接受了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艺美术，乃至整个思想意识。同时，亚历山大也接受利用了东方的宗教崇拜和王权神化思想，以及东方尤其是巴比伦的科学。传入西亚的佛教，原来没有偶像，在吸收希腊雕塑基础上，发展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跟随佛教传入中国，如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

——摘编自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材料二：魏晋以来，士大夫纷纷寻 觅儒学以外的思想方向，他们所奉行的“三玄”之学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一拍即合。北魏道武帝写给佛教僧人的信函中说“冀助威谋，克宁荒服”。基于北魏太武帝灭佛造成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其继任者文成帝要创出一番“与天地同久”的永业，选择了开窟造像以复兴佛教的举措。早期造像犍陀罗风格明显，中后期佛像多为瘦骨清相，服饰呈现出北魏汉化后的褒衣博带。云冈石窟也有少数初唐时期的造像，如第三窟菩萨像，肌肉丰腴，明显有唐时期的雕刻特征。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不再是皇家礼佛的场所，民间人士参与到开窟造像的活动中来。

——摘编自钟健《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

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很早就已发生。通过商人、使节、游历者、文人学者的来往，各地文明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传播与交往，但和平交往并非人类相处的唯一方式，在古代，战争和征服在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文明传播与交流的工具。

——摘编自华师大版《世界历史》（上）

（欧洲人）不但自己大发其财，同时一手塑造了整个新世界的风貌与历史……看不见的病毒以外，另一批因哥伦布航行引发的生物大交换，是由肉眼可见的生命形式组成，从南瓜到野水牛均是。这个大交换的结果——从人类观点视之——也是正负参半。

——【美】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

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国际博览会，它重要的展品包括：印刷机、蒸汽机、火车头、收割机、桁架桥、固特异公司的硫化橡胶、纺织机、缝纫机等。机器展区是博览会最吸引人的部分，博览会的《官方图录》对这部分给与了最为详尽的介绍和阐述，《官方图录》称之为“速度和力量的令人震撼的抒情”。

——摘编自王浩强《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向苏联让步，在否决权问题上通过了“雅尔塔公式”，即安理会理事国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议，理事会的多数票中必须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方为有效。当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时，如果决议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是安理会为审议争端而进行调查时，不得行使否决权；如作出决定，考虑采取出兵、断交等手段时，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会议决定，凡在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或1945年3月1日前向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均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一   几则有关马车的考古发现

——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等整理

材料二   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多是奴隶主贵族，而由“众人”“多臣”“庶民”等组成的步兵附属于战车部队。史载，前633年，晋文公“作三行以御狄”，其中“行”是独立的步兵建制。前541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兵步的战斗队形。到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有学者推测：“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后来，人们在秦始皇帝陵二号陪葬坑中发现了大型车阵，这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的丰富信息。秦代的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他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岳南《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材料一   史料一   在听到上帝赋予的使命和教皇的建议后，全法兰克的主教、公爵和伯爵、强大的王公们、各层各级之人，向上帝承诺，要自己承担费用，向圣墓（位于耶路撒冷）远征……不同王国的军队将要参与到这次的旅程中来，他们来自法兰克王国和洛林，德意志人之地，还有盎格鲁人之地，以及丹麦王国。

——摘自阿尔伯特（12世纪基督教会史学家）《耶路撒冷史》

史料二   2016年考古学家在黎巴嫩近郊发现了两个乱葬坑（下图为其中一个），里面有25名在13世纪遇难的十字军的遗骸，均为年轻男性。其中9人经DNA检测，3人为欧洲人、4人为近东（巴尔干及西亚地区）人、2人为混血儿

材料二   关于十字军东征（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徒入侵阿拉伯世界）的记载，在当时穆斯林著作中仅有零散提及。阿拉伯关于十字军的词汇也是在19世纪中期从欧洲借鉴来，且“欧洲人模仿穆斯林，改变了欧洲衰弱落后的面貌”的观点也“甚嚣尘上”。19世纪末，阿拉伯出现了第一部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系统性专著。20世纪初，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伊拉克等国的世俗或宗教领袖、诗人、史学家等通过大型集会、节日庆典、新闻媒体、历史书写等方式，纷纷宣扬古代穆斯林打败十字军和拯救巴勒斯坦的事迹，并将欧洲殖民者和犹太人称为“新十字军”。20世纪50、60年代，十字军东征相继进入阿拉伯各国的教科书，如埃及教科书指出：“现代十字军打败了穆斯林，这是他们祖先在中世纪未曾做到的，于是他们开始报仇，为一己之私，占领并强行统治穆斯林国家。”此外，阿拉伯世界还将库尔德人萨拉丁（曾收复耶路撒冷）置换成阿拉伯的领袖，通过立传及拍摄影视剧等方式向民众宣传。

——摘编自张倩红贾森《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对“十字军”记忆的构建》

材料一 亚历山大建立帝国后，延续了波斯的行省制，实行中央对地方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在领土上广泛兴建新的城市、图书馆。遇有重大决策或事件，以至于被后世称为“至死是个迷信的奴隶”。当时帝国境内存在着特征迥异的两种文化，即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希腊文化重理性，极力采取措施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既使东方希腊化

——摘编自胡长林《亚历山大帝国与秦帝国集权君主政治的共性》

材料二 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敢密莫末腻”，历三主矣。……其俗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唯食驼马等肉。俱纷摩地那山在国之西南，邻于大海，击破波斯，又破拂菻，吞并诸胡国，胜兵四十余万。长安中（711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

——摘编自（后晋）刘昫《旧唐书•大食传》

材料一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末，希腊化文化异常繁荣，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了地中海区域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对波斯进行了长达10年的征服战争，大军转战于多地，打破了此前欧亚非大陆各文化地区间的相对闭塞和阻隔的局面，再加上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使希腊文化迅速传向东方。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后，托勒密在文明发达的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国，以亚历山大里亚为首都，王室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扶植文化事业，它优越的学术环境和完善的科研设施吸引了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学者云集此地。托勒密二世时，埃及的进出口贸易加强，经济的强大是亚历山大里亚文化取得瞩目成就的物质保证。由于罗马对埃及征服较晚，其文化成果得以保持并继续发展。

——摘编自张丽霞《亚历山大里亚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原因》

材料二   在俄、英、普、瑞共同参与下，俄国军队于1814年渡过莱茵河，开进法国首都巴黎，受到法国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战后在处理战败国法国以及召开维也纳国际会议方面俄国起着主导作用。俄国虽然站上了欧洲权力的顶峰，亚历山大一世也获得了“解放者”的殊荣，但此时他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曾信奉自由主义改革的他在对内的政治改革中放缓了脚步，对内对外政策逐渐趋于保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青年军官并没有因为胜利而欢欣鼓舞，由于见识到了欧洲的先进，开始反思俄国的落后，在远征回来后，他们便成为俄国历史上最早一代革命者，先后成立了救国协会、幸福协会、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并于1825年12月趁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时发动了起义。

——摘编自程杰《试析1812年卫国战争对俄国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材料一   《亚历山大远征记》记载：“亚历山大一个人站在城墙上，有几个印度人冲过来要跟他肉搏，他挥动宝剑连扎带砍都给撂倒”。亚历山大始终狠抓部队的战术和技术训练其用兵之妙在于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战法。比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当获悉达塔米期率波斯战船十艘在锡夫诺斯岛附近抛锚时，亚历山大趁黑夜亲自率领战船十五艘在敌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发起攻击。亚历山大非常注重和士兵的关系，曾被腓力二世流放的人才，在腓力二世去世后，依然得到亚历山大重用。

——摘编自王少博《浅析亚历山大东征成功的原因》

材料二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一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被囊括在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也迅即崩溃，被其部将瓜分一空，但希腊一马其顿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

——摘编自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