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期，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开始向古器物学发生转变，近代考古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开始萌芽。近代有识之士开始探讨中西之间的差距，重新深刻地反思中国历史的发展，寻求救国图强之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史料，促使中国近代考古学自诞生起就肩负着重建古史的使命。西方学者在中国主持的大量考古发掘也推动了中国学者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开启了中国考古发掘的时代。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诞生。1926年，由留学回国不久的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则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先例。

——摘编自钟江华《李济与中国近代考古学之构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步入正轨。国家设立了文化部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进行统一管理。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这是全国首家也是唯一的国家级考古科研机构。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在培养考古专业人才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以郭沫若、尹达、夏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成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核心领导者，缔造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摘编自刘庆柱《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考古事业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史前考古遗址发掘数量不断增多，新材料不断涌现；关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中国考古学者的学术话语权显著增强；以古代都城和陵墓为核心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西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不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受到世界学术界瞩目。

——摘编自刘国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重任》

凡尔赛宫：标志与象征

材料一   凡尔赛位于巴黎西南郊。17世纪60年代，为远离暴乱频发的巴黎，路易十四在此兴建凡尔赛宫，王室成员和贵族在其中极尽奢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三级会议在此召开，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1789年10月，路易十六在巴黎民众的压力下返回首都，凡尔赛宫作为法国政治中心的历史就此终结。

在王室离开以后，围绕凡尔赛宫的命运曾产生过争论，部分民众要求摧毁其中的宫殿和花园，以示对专制统治的打击，但最终被议会以“凡尔赛宫是祖国的财产”为由制止。

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了法国大革命以来长达十年的混乱状态。拿破仑提过对凡尔赛宫的规划：（我）将使其成为我们取得的胜利和我们民族的荣耀的永恒丰碑，雄踞于欧洲首都的大门前，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观。

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下令恢复凡尔赛宫的最初用途——王室的居所，招致巨大阻力，同时复辟王朝无力对凡尔赛宫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使这一计划搁置下来。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王路易·菲利普在1833年颁布法令，将凡尔赛宫改造为一座具有公共属性的“历史博物馆”，用来记录能够体现法国光辉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

——摘编自荆文翰《从破坏到保护：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遗产政策研究》

材料二   从1870年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德三次兵戎相见。普法战争后，威廉一世选在凡尔赛宫镜厅登基，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一战后的议和条约也被选在凡尔赛宫签订，埋下了德国20年后挑起更大战争的祸根。二战后，法德在冷战的威胁下，终于出现和解的契机。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还遵循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金石学传统，将“金石”类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类文物包括青铜器、石刻碑碣以及简牍、封泥等带有文字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可供人鉴赏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审美和历史价值。多为私人收藏，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要发挥文物开启民智的作用，就必须让民众与文物近距离接触，也就是仿效西方创办博物馆，提倡文物公有。康有为还强调国人应重视文物搜集，“以考进化之据”，“以证吾国之文明”。张謇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并于1905年在江苏南通建立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梁启超强调了地下埋藏物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不断高涨。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此举立即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学术界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要求采集物“绝对不得运出国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推翻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

——摘编自臧志晗《中国近代文物观念演变简史》、李建《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