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这样才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①郑国的子产于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让老百姓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②这个做法遭到了很多贵族反对。③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④“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摘编自马立诚《子产铸刑鼎》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大事记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的转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然是血缘社会，是封建诸侯、贵族分权的时代；在此之后虽然仍有浓重的血缘色彩，但转向了地缘社会；还是专制独裁、皇帝集权的时代……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四千年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两大阶段之间的转型时期。

﹣﹣辛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研究》

材料二：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雅典民主、罗马共和制和英国宪政君主制加以综合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材料一   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粮食的储备，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在郭家庄发掘160号商代墓，出土青铜礼器40件，器表均有精美的纹饰和族徽文字，还有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兵器和900多枚铜镞，……墓主人可能是地位较高的武将。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材料三   内外服制滥觞于夏，形成于商，影响至周，是独特国家结构形式，内服为王畿之地，系商朝直接控制的国家中心地区，“居天下之中”。内服职官数量众多，由商王直接任免。外服是指商王畿以外的土地，外服职官有侯、甸、男等。卜辞中侯的数量有五十多个。文献中还有九鄂侯、翼侯等。这些侯的担任者多为商周围方国的首领，他们一方面臣服于商，接受商予的封号，另一方面是土著国家的首领，不是由商王任免。诸侯国要担负纳贡、服役、戍边或随王出征等义务。

——卜宪群《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整体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1603年的伦敦，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共容利益”不断扩大，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主题一   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材料一   五帝时期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到上古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尚未形成国家，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并产生了一个超然于各部族之上的部族，它代表整个部落联合体的利益和秩序，其首领被称为帝或后。部族对部族的统治是血缘对血缘的统治，但是各部族往往相对地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之内，因而这种统治也具有一定的地缘成分。相传，颛顼时期“绝地天通”，禁止民间的通灵者随意与天神沟通，改为由专门的祭祀官员负责与天神的沟通。

——摘编自张荣明《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

材料二   夏王朝在信奉“天命”的同时，强调“德治”。这个“德”包括君臣的品德和安民思想在内，含有氏族社会的传统。……夏王朝与尧、舜时代一样，有浓厚的敬天思想，包括敬神和敬祖在内。这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的，只是更具政治色彩，把政权与天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执行的统治权力，是实施上天和神灵的意志。

——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

材料三   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世的分封，西周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在黄土高原到山东丘陵这条自西向东的战略交通要道上，周人封国最多最密。晋（成王弟叔虞的国）、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蔡（武王弟叔度的封国）、曹（武王弟叔振铎的封国）、鲁（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齐（协助武王灭商的功臣姜尚的封国）都在这条交通线上。在河北之地，周王分封了西周开国重臣召公，使其建立燕国；在南方江汉之地，周王则分封汉阳诸姬以监视南土。此外，黄帝、尧等的后裔亦得到分封。

——摘编自李磊《真实的郡县制；并非秦朝首创?》

材料四   夏、商、周三代的王权，可以用我国早期文献中的两句话概括，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英非王臣”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与宗法权紧密结合的王权受到一次次的冲击。先是大国争霸，周天子大权旁落；进而是卿大夫执国政，诸侯国内乱不已。最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宝塔式政治结构，大宗、小宗交错编织成的宗族关系网统统被打破。

主题二   秦朝的政治制度

材料五   秦王朝统一全国后……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以皇权为核心、以官僚体制为载体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在“帝国体制”的政治结构中，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所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皇权是帝国政治的核心，官僚是皇权统治的工具。这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及政治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摘编自《论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材料六   谜一样的秦陵，谜一样的始皇帝。有学者认为兵马俑生动传神，兵器与雕塑技艺高超；有学者则从历史认识入手，认为秦兵马俑是秦帝国复杂而高效的管理系统的象征，并分析秦朝立下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要经过两层或三层的金字塔结构。

——据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等整理

主题三   两汉至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

材料七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八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卷128

材料一   昔周公吊（感怀）二叔之不咸（通“贤”），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新唐书》载：“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

材料三   （元行省）……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四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两路，以内阁在太和门外，值者多，虑漏泄事机，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材料一   周灭商后，疆域扩大，已经是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人们心中遂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杨向奎《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材料二   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制土分民”，促进土地私分。其他各诸侯国的变法也类似。商鞅还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荀子则从理论上论证了私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他还提倡“分田而耕”。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宋代福建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制酒原料），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万”。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千万亿”。福州、泉州一带适宜种植粟麦的土地变成了大片的荔枝园，“一家之有，至于万株”。两浙路的苏州太湖洞庭山，“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在湖州的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兼工机织”。绍兴二年（1132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

——摘编自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