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
某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和几率优选型。
说明：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和有力，历史偶然性使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在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
筛选进化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
几率优选型的特点是：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多，又没有在内力上占优势的，所以其选择主要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摘编自何成刚《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教学中的应用》
列举至少四个与某一模式关联的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指出这些史实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解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谨。）材料一 史料一：《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史料二：《礼记·大传》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史料三：《国语·鲁语上》载：“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材料二 在前国家时期，先民们信仰原始宗教，这是祭祀的起源阶段。
早期国家时期，君王们通过举行祭祀来建构政治权威与权力秩序，祭祀因此呈现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并逐渐由早期的原始祭祀向国家祭祀演变。
秦汉时期，中国“国家祭祀”制度也随着儒家礼制化的改革而渐趋定型。
唐代时期，国家祭祀中的人性成分逐步提升，孔子、太公望均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出现吸纳民间信仰的先兆。
宋代时期，国家祭祀体系吸纳的民间信仰开始增多，最为突出的有马神祭祀。
明朝时期，朱元璋通过国家祭祀体系祭祀先代帝王的力度可谓空前，并且把大批历代名臣加入从祀。
清朝时期，吸纳民间信仰的关圣、文昌入中祀，设立贤良、昭忠祠入小祀，光绪年间朝廷升孔庙祭祀为大祀，以增强王朝的社会控制能力。
——摘编自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古代中国祭祀制度的历史，指出其共同的史料价值并进行说明，同时指出古代王朝强化祭祀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历代王朝祭祀制度的演变与强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注重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国家治理。 | 摘编自《中国通史》 |
| 这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历经数千年，各项制度既前后相继、互为关联，又不断发展、持续变革。 | 摘编自李国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 |
| (拓跋魏)国中一切制度文物，亦无一不仿南朝。至北齐北周之治制，则尤为隋唐治制之所本，于中国之贡献颇大。 | 摘自1913年《共和国教科书·本国 史：上卷》和1928年《初中本国史》 |
材料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既是按照内在逻辑自主生长的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又是不断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的具有突出创新性的历史。伴随着连续性而来的文化积淀为文明创新提供了厚重积累，创新产生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为文明连续提供了不竭动力。连续性和创新性互动，静水深流和波澜壮阔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精神气质。
——摘编自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阅读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围绕“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分别指出其史料类型和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特点。
材料：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从历时性演变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传统的演变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历了由“神权”“宗法”到“民本”这一转变过程。这三种合法性传统分别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充当着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主导角色，进而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与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而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渐进性历史演变过程。其演变过程，不仅仅是指从时间性方面进行把握，更要着眼于政治合法性基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以及相应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
——摘编自赵帅《神权、宗法与民本：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演变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具体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被史学家称为周秦之变的重要标志。秦武力扫平作为宗法政制之承担者的周朝诸侯之后，建立了郡、县、乡、里的垂直型行政系统，“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原六国的贵族被废为平民，秦始皇按军功等能力任用官吏，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
春秋战国的儒家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法家则基于治野人的办法，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倡行“集权”“法治”。秦选择立足国家之维而攻击儒学为“六虱”的法家，“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把君主的意志作为法律，以秦篆的形式“颁行天下”，不分吟域地强制实施。夏商周形成的“华夏”“诸夏”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秦朝统一六国后变成了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的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方面的体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变化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周的主要政治制度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先秦至秦朝时期“大一统”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导致“大一统”内涵变化的原因。
材料 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这是从历史中得到的启迪。下面表格信息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治国思想的演变历程。
| 朝代 | 中央行政制度 | 地方行政制度 | 治国思想 |
| 夏 | 王位世袭制 | 君权神授，替天行命（即受天 | |
| 商 | 较完善的官僚系统；内外服制 | 命而王，听命于神 | |
| 西周 | 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原始民主传统 | 敬天保民 | |
| 秦 | 皇帝制；三公九卿制 | 郡县制 | 法家思想“以法治国” |
| 汉 | 内外朝制 | 汉初郡国并行制；汉武帝“推恩令”；刺史制 | 汉初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 |
| 唐 | 三省六部制 | 道州县制﹔唐中期以后“藩镇制度” | 文武并重，兼容并包 |
| 北宋 | “二府三司” | 路州县制；设“通判” | 崇文抑武，守内虚外 |
| 元 | 中书省 | 行省制；设宣慰司管理边疆事务 | 附会汉法，实施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
| 明 | 废宰相；设内阁 | 废除行省，设三司 | （明初）重典治国 |
| 清 | 设军机处 | 省府（州）县三级制；督抚制 | 敬天、法祖、勤政、亲贤 |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从上表中任选一个朝代，围绕该时期的国家治理体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进行论证分析。（要求：明确列出所选朝代，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