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郑语》《左传·昭公四年》之“九州”专指某国某地；《吕氏春秋》中将“九州”与天上星象对应起来，提出“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也有九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之意；先秦时期“九土……‘九围……‘九有”、春秋时期齐侯缚钟“咸有九州”的铭文表达“天下”“中国”之意：邹衍认为“九州”是世界的一部分，除中国的“赤县神州”外，另有八州，成为一时之显学；唐代孔颖达将《毛诗·大雅》中“内奰（b1本意是壮大）于中国”解释为“中国是九州”；“思九州之博大兮……‘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生气恃风雷”，诗词作品中的“九州”意象，寄托了诗人们的爱国情怀。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九州”的内涵。
西汉至唐前期东南三地郡（州）县分布的变迁
西汉 | 三国两晋南北朝 | 唐前期 | |
苏南浙江 | 会稽郡北部32县 | 会稽等5郡54县 | 苏州等13州74县 |
江西 | 豫章郡19县 | 豫章等5郡56县 | 洪州等7州34县 |
福建 | 会稽郡南部1县 | 建安、晋安郡12县 | 福州等5州28县 |
《太平寰宇记》一书统计出，从唐中期到宋初的二百余年间，南方地区共建新县110多，其中在江西境内有27，福建有20，安徽、湖北各有10县，浙江4县，四川、湖南各7县，江苏5县。两宋时期，就江西一省而言，宋代已达68县，比唐前期翻了一番。
——改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阐释不同历史时期三地新置行政区的变化与经济开发程度的关系。
“内边防务”“外边防务”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问题时常使用的概念。“内边防务”通常指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外边防务”多指维护国家统一对外防范的事务。
(3)概述我国汉唐、明清两个时期边疆政策的特点和表现。
材料
著作 | 内容摘要 |
《春秋公羊传》 |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
《孟子》 |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
《韩非子》 |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
《荀子》 | “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四海之内若一家。” |
《史记·秦始皇本记》 | “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
《汉书·董仲舒传》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
《汉书·王吉传》 |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
材料一 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从政体形式上看，奉行一种与宗法制互为表里的等级君主制，这种等级君主制，萌芽于夏代，形成于商朝，确立于西周。西周政体是君统与宗统的统一。其政体结构是严格地按等级划分的，即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周天子以宗法家长的面貌“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对国人进行统治。“君父之命不校”便是当时政体运行机制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二 在行政方面，雅典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职官的任用制度；有全体依次进行统治和被统治的安排；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那些没有经验和专长的公民也可凭抽签轮番参政；对于任官资格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还有这种成例，除了军务以外，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如真有连任的必要，也只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然可以有一两次的例外；最后还有这样的规定，一切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应该短暂。在司法方面，雅典有公众法庭制度，法庭成员由在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组成，他们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是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在议事方面，雅典有最高治权应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反之，执政人员就该完全没有主权，至少应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很小。
——摘编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西周时期和古代雅典政治体制的不同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析中国西周时期和古代雅典政治体制的历史意义。
材料：
某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即螺旋推进型、筛选进化型和几率优选型。
说明：螺旋推进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比较明显和有力，历史偶然性使历史必然性的发展方向左右摇摆，上下波动，但在总体上不能使它离开前进的方向。
筛选进化型的特点是：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历史出现多种发展道路可供选择，其中每一条道路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并不总是最优化的发展道路，它也可能是一种劣势选择，选择的是发展缓慢而又艰难的道路。
几率优选型的特点是：反映的历史必然性是丛状的，数量比较多，又没有在内力上占优势的，所以其选择主要决定于历史的偶然性。在这种类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很大的随机性，所以其发展的方向是不明朗的，常常会因为某个突发的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摘编自何成刚《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教学中的应用》
列举至少四个与某一模式关联的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指出这些史实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解读。（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谨。）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材料二 《睡虎地秦墓竹简》在法律层面从文书形成，经过文书传递，再到文书安全保管与利用对秦朝文书工作制度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规定。秦简反映当时对文书上报的时限要求非常严格，如对农作物收成产量的文书上报时限规定在每年十月。还规定对私自倒卖文书以牟利的惩罚，实行流刑；在文书保管中如果将文书或者官印丢失，无论其最后是否找到所丢失的东西，都要按律处罚。虽然这些制度并不能称之为中国古代文书工作制度的成熟完善典范，但却对中国古代文书工作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汉初文书传递中的“以次行”、“以邮行”方式就是从秦朝文书传递制度中继承而来的。
——摘编自邓君等《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朝文书工作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文书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文书制度的发展及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华夏国家是依靠封建制（封邦建国，下同）而形成的国家形态。……但是，随着封建制赖以存在的宗法制日渐败坏的时候，再依靠封建制重建国家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随着世代的交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与周室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再一次重新寻找制度建构的道路，重新踏上制度建构的征程，这就是从华夏国家到官僚制国家的嬗变。
——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时期政治制度变革的趋势及其原因。说明秦朝“制度的重新建构”的表现。
(2)依据材料二归纳作者观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法国大革命后至19世纪中后期政体演变的主要趋势及根本原因。
材料一 《周礼·天官》所记载的“宰夫”和“司会”有财政监督的权力，而且有一定的分工：“宰夫”重在审查各级官署财用出入的合法性，“司会”则要把官府的收支和它完成的事功联系起来进行考核。《礼记·王制》中提出“量入以为出”，对财政收支实行预算控制。《周礼》中规定：财赋的出入必须经过几个人的审核，内外互相考核，出入互相考核。战国李悝《盗法·杂法》中规定：遗失记载官物的帐薄以致财物数量有错误的，要按不揭发盗窃论罪。
材料二 秦代已有相当严密的财政监督制度。会计记录不正确，对财物保管不认真均会受到惩罚。此外还注重对新旧官吏交接的监督。西汉对于财政收支的具体监督，既加强对上计簿的审查，还大力严惩贪污舞弊和贿赂行为。隋朝以前有财政监督的制度，却没有专管机构。隋唐时刑部下专设比部，“职掌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通欠之物及京师仓库，三月一比”。北宋对于各级官署支用的财物要进行事前的和事后的审计，到南宋初设审计院。明、清以户部所属的“清吏司”来执行财政监督。十三个清吏司根据各省一年一报的文册进行审查核销。清前期大体延袭明制，均按监督的对象，作具体的分工。
——以上均摘编自赵友良《我国历代财政监督(审计)制度考略》
(1)根据材料一，列举我国财政监督早期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财政监督的演进趋势及影响。
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因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因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三：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监督制度的不断缺失，苏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经过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此时地方官员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的空间也被扩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同样注重专权，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同时，一部分干部公然地以权谋私，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
——摘编自李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检察制度采取的措施。分析指出这些措施实行的积极意义
(3)据材料三，归纳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出现的政治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这最终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让人民监管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结合以上材料，你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监察“独立”而又不“独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权威从“传统模式”转换到了“理性一一法律模式”。战国时期的官僚制是“法律的”，国为它是基于“法制“的；同时也是“理性的”，因为它是基于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操纵整个社会的。在“理性——法律模式“权成下，贤能官员依靠工资过活，可以任凭君主的意愿而被解职。虽然高级官员能够与君主以平等的方式共商国是，但低级官员只是“一个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梁道，没有自己的意志或主意”。
材料二在近代早期欧洲，统治者求助于军事企业家来建立雇佣军，王室要将征兵和作战的权力下放给军事企业家，从而无法垄断暴力手段。欧洲统治者求助于资本所有者来获得贷款和信用，大多数欧洲统治者无法将全国税收理性化，反而靠举债和出售公职度日。由于这些措施依赖于中间资源持有者，欧洲各国的王室无须强化行政能力。也由于这些措施将公职转化为私人财产，王室本已脆弱的行政能力变得更加弱化。这就导致了欧洲的统治者无法提高强制能力。
——均据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与公民权：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比较》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在国家发展上的相同点及其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和近代早期中、欧在国家发展上的不同点，并分析这些不同点对各自政治体制的影响。
材料一 周人的统治改变了夏商时期亲族聚居，一族即是一“国”的政治结构；在打破旧式部族方国血缘界限的基础上，以周王“授土授民”的名义赐予，建立起一批以周人为统治族的新型国家。一国之内则是各族混居，这就为未来向成熟的地缘国家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就是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华夏民族的生长聚合，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
——摘编自王和《中国早期国家史话》
材料二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写出商和西周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说明西周实行的国家政治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措施；并分别列举各一例唐朝和元朝政府在边疆治理上的具体对策（示例：西汉在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