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简洁的、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规范。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来，晚清政府开始接受电报这一新技术，总理衙门指出：“其意倡于俄，而英法继之，一国扬其波，众国遂随其流。”1877年6月，李鸿章创办中国第一条电报线——津衙线。其后，电报通信逐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近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是把电报通信技术引进到外交通信中的先驱。在1878年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其前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呈给清廷的奏报，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寄回国内，费时甚久。曾纪泽为便于和清廷沟通，开始尝试使用“电奏”。

——摘编自马建标、林曦《近代外交的“通信变革”》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材料一   需要补充的是，世祖末成宗初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事实上，行省在具有上述基本性质的同时，仍然长期保留着代表朝廷分驭各地的使命，仍然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部分性质。元朝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

材料二   清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深入。清代将原属四川的播州地区（今遵义一带）划归贵州，广西北部地区的罗甸、望谈、册亨、贞丰数县亦并入贵州。为加强叶边睦的控制，清朝在云南等边陲地区实行富有特色的基层驻军制度即汛塘制度，在边远地带以及与邻邦接界的地区，大量驻守绿营兵和各种土军。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之同于内地。

——摘编自杨永福、陶亚敏《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材料一   汉初的混合政体在理念上则凸显对“周政”和“秦政”优势的正当继承。但这种以血缘和硬实力为基础的平衡缺乏稳定性和韧性。……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摘编自《潘妮妮：汉初混合政体与儒家制度化的“间隙显现”——中华帝国初期政治发展的一种观察视角》

材料二   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