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武帝时候设立州制不是偶然的。这时汉朝的疆域较秦扩大许多，设置郡国已达百二之数，管理有所不方便。有必要在郡国之上设新区划，置州刺史，使之督察郡国政务，中央因之了解到更多情况。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重“黄老思想”的传统，而用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治国。因此，儒家经典也被利用来解释一切现象，在全国设州也不例外，   《禹贡》 《职方》两篇是儒家经典中的篇章，合两者不重复的州名来设州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在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摘编自曹尔琴《汉代州郡的设置及其分布》

材料二 唐代道制改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以景云元年(710)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和开元二十一年(733)改十五道，置按察、采访使，确定道的治所和使府编制，变革道的运行机制为标志；到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以乾元元年(758)改置观察使， 大历十二年至建中三年(777—782)制定观察使及僚佐俸禄，道的建制纳入正式的官僚体制为标志，前后持续近70余年。唐中后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就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变化。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材料一   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者，在春秋时期多被称为“相”。终春秋之世，列国担任治图重任的“相”，皆属卿族。这些卿或随国君外出参加各种礼仪，或主持国政以决国家军政大事，实为卿权势力强大的一种表现。战国时期的“相”往往只有职官的意义，不是传统的贵族身份的标识。因为在国君的周围不需要存在能够使其“易位”的人物，而需要俯首听命的大臣。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为这一新格局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布衣卿相之局的噶矢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大变动中即已鸣响。

——摘编自晁福林《论战国相权》

材料二   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起草文书诏令，原属中书省的职责，唐玄宗时则正式设置输林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垂相，号令征伐”，皆出其手，“其后逸用益重，而礼遇益亲”，“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在代宗永泰年间，又于内朝设立枢密院，以宦官充任枢密使，“其职掌惟承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如此，则原来共同执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而统大政的中书、门下省，都降低为只能照章办事的执行机构。

——摘编自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职的演变》

材料一   廷议，又称集议。集议是中国古代朝廷商讨政事的一种形式，最早萌芽于       时期。《尚书·周官》中有“议事以制，政乃不迷”。集议制度在唐朝时期进一步完善，《唐六典》中记 载：“议，谓朝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 异同，奏而裁之。”唐朝还设立了都堂集议制，每逢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唐代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也多 采取集议方式进行决策。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唐初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高宗时期将其迁至中书省，唐代还在尚书省举行不定期、不定人员的百官会议。

——摘编自曹毅《中国古代君权制约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宋代廷议制度有了更详尽的规定，设置了廷议的固定场所，参加者的排班程式固定化，廷议的议程实现程式化，设有掌管廷议的监议御史。《宋会要辑稿》载：“宋初，刑政典礼之事，当集议者，先下诏都省，省吏以告当议之官，悉集都堂。”仁宗时，段少连说：“国家每有体大之事，必集群官议于尚书省。”

——摘编自林乾《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

材料三   明朝的廷议制度和程序进一步明确，议题更加集中。清代廷议多讨论军国大事，如雍正五年(1727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叛乱。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雍正帝乃“命廷臣集议”,决定出兵平叛。廷议之权在君主，没有君主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召集大臣廷议，而且廷议的结果也是由君主最后作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