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中”作为新区域概念，最初可能译自外文，模糊指称长江南北各省。随着日本制造“华北危机”及抗日救亡浪潮高涨，“华中”概念通过媒体进入政治军事领域。1941年4月，中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筹建了华中局。至此，“华中”成为以华中局管辖范围为界域的行政建制。随后社会各界设立了一系列以“华中”命名的教育及金融机构，将“华中”概念普及至民众日常认知之中。
——摘编自李雷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华中”区域概念的建构》
材料二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作报告时指出，党员本质的改造是“共产党员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同年，华中局创办的党内刊物《真理》，与党校、《江淮日报》一起成为宣传党的主张、教育广大党员的三块重要阵地。延安整风开始后，华中局围绕作风和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迅速开展整风运动，把整风学习作为华中全党全军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全年的中心任务。同时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的人民共同抗日。
——摘编自余广选、闫耀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华中局加强党的建设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华中”概念出现及内涵变化的重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局党建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由于王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内有盗贼横行乡里，外有残元势力骚扰边境，明初统治者基于这样的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不得不转变立法理念，在官吏犯赃的罪名上，《大明律》规定最高刑不仅罚没家产，且杖一百加流放三千里，而唐律仅没收小部分财产并加役流。在谋反大逆和谋叛的罪名上，《大明律》规定不分首从，前者皆凌迟，后者皆斩首，唐律为斩首和绞刑。明律中对于“居丧嫁娶”“别籍异财”等罪名上仅规定杖六十到杖一百不等，而唐律针对上述罪名均为徒刑。
——摘编自邰相瑀《明律相较于唐律“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法律现象研究》
材料二 1941年5月1日，《新中华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的施政纲领。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可概括为一个总方针和若干条政策。一个总方针即团结抗战之总方针；若干条政策包括军事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民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
——李忠全《略论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特点及其经验》
材料三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正文，丰富了国家根本制度条款的内涵，重塑了宪法上的国体构成要素，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政关系新发展提供了宪法基础性依据。修宪的这一变化契合我国政治生活的需求，将政治论断上升为法律命题。
——秦前红、王雨亭《1982年宪法国家机构条款的变迁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明律相较于唐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概括明律转变立法理念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并从“团结抗战”的角度概括其颁布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1982年宪法颁布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得的进展，并从法治建设角度阐述现行宪法的完善过程。
| A．政权的领导阶级在逐渐变化 | 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
| C．中国共产党顺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 | D．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 |
| A．革命话语的生活化趋向 | B．中共革命领导力的增强 |
| C．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 D．革命工作重心发生转移 |
5 . 1936年，中共西北办事处颁布了《西北苏维埃选举法》，对1933年中央苏区所颁布的选举法有如下改变：雇佣劳动在10人以下、资本在5000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亦有选举权；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工作积极努力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亦可获得选举权。这一变化旨在（ ）
| A．实践武装割据思想理论 | B．适应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
| C．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D．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 |
材料一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一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
——据中共中央统战部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材料二 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甚至连大资产阶级也可能营垒分化、参加抗日。他主张要将我们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
材料三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号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自此，大生产运动在各根据地迅速展开。
——崔友平等《百年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创新研究》
(1)结合时代背景，简析材料一、二中“统一战线”内容变化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简析中国古代推行“乡里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治理乡村与中国古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往往脱离不了西方现代政治发展要求和中国政治发展传统的逻辑这两种基本语境。然而，当我们在追究“中国问题”的根源，试图了解其发展脉络，描绘它未来的发展图景时，却也往往流连于对理想模式的关注，而忘记了中国最基本的政治需要，即处于竞争国际环境中对生存、发展的渴望。对中国来说，无论我们是尝试理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古代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实践的困难与努力，或是力图解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政治结构，从而力图找到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制度与组织安排等逻辑，我们始终要记住一点，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需求：在今天，它表现为革命、民主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但在昨天它却表现为其他问题，在未来，它还将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政治重心始终在变化，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准这个重心，并由此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要，即推动政治转型，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体制与秩序。
——摘编自王安华《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在政府权力的制约方面，联邦宪法采用了在同一体制内对于政府权力进行两向分割，即对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进行纵向分割，在联邦政府的层次上对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横向分割，这形成了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克服邦联体制下美国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形成了新的国家体制。
——摘编自王希《原则与妥协》
材料二 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国情，但另一方面，这种适应必须是一种动态的适应，即：政治制度必须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国情是可以改造且需要改造，应当不断地改造国情，使之永远处于去劣存优的变化之中。对国情的这种改造其实是一种量的变化：当国情改变的量的积累最终导致质的变化时，政治制度就要随之发生变动以适应变化了的国情，如果政治制度不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勉强建立，仍难以持久。
——摘编自檀江林、汪少波《理想的幻灭：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夭折与反思》
材料三 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1)依据材料一，概括联邦宪法对政府权力“两向分割”的内涵，并简要评价“两向分割”。
(2)阅读材料二，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说明为何“政治制度必须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归纳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原因。
| A．解决了根据地的通货膨胀 | B．降低了红色银行的独立性 |
| C．促成了国共两党经济合作 | D．适应了全民族抗战的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