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简171·内史杂：有事请殴（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

简34·行书：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觱（毕），勿敢留。留者以律论之。

据统计：目前出土的秦简多为迁陵县署日常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整合

材料二   1940年谢觉哉曾发表文章自豪地说：“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材料三   “多民族”与“大一统”是中国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来看，完善这个制度，需要认真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地区利益的关系。

——摘编自余志坤、普布次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共同性”属性、趋势与进路探析》

材料一 清承明制，除将明代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各一分为二，其他12个省级政区幅员基本不动。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清代前中期，朝廷与省督抚的关系更加紧密，省制更为有机地融入国家对全国疆域的整合与地方社会的治理机制之中。清末，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整体上放松对各省督抚大员的控制，一些封疆大吏趁机掌握省级兵权和财权，呈现省区逐渐疏离中枢的趋势。随着近代边疆危机日益加深，形势逼迫清政府对省区进行划设、调整与整合，省制仍具有加强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安全的强大制度功能。

材料二 辛亥鼎易之后，各省实力派都督在清末离心潜伏的积累后乘机走上前台，分离态势日益明显。皖系、直系、奉系轮流坐庄，地方军间各霸一方，省区力量取得主导地位，央地关系倒挂。省制变革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仍未能得到解决，冯系、阎系、桂系等地方实力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各为其利仍纷争不断，亦不得其解。大革命面临严峻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重要省区先后设立省委，是对省制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革命战争形势快速发展，东北、华北、中南等行政区先后在解放区建立起来，各自管辖若干省级及以下行政单位。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划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最高发展阶段，克服了近代省区位置失序的弊端，为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摘编自翁有为《近代中国之变轴：军阀话语建构、省制变革与国家》等

材料一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革命形势非常复杂，各地区的党组织面临的敌我力量、群众基础、经济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都不一而同。自抗战以来，中共中央就常授权并培养地方党组织根据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制宜灵活斗争的能力，授予地方政府相当大地方自主权。东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工业基础、毗邻苏联方便得到国际的支持，也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最集中夺取和经营的地区。

——摘编自华仁康《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置的东北大行政区，管辖6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4个直辖市及旅大行暑区。1953年增设哈尔滨、长春、旅大3个直辖市，1954年，东北大行政区被撤销，1955年以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稳定的格局。

1949一1955年东北地区省级行政区的演变格局示意图

——整理自朱建华、修春亮《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