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管理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渠道更加通畅，对民族分裂势力及外来侵略的抵御和抗击更加有力。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天下一统”的思想，各民族特别是建立过局部政权和全国政权的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大一统时期，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政策包容性比较突出，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历史上的移民开发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交融，对开拓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充分说明，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
——摘编自王欢、于连锐、孟静静《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因素》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认识，是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理论基础，内容非常丰富。如孔子倡导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礼记·王制》中记载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所概括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些主张不仅为解决当时民族问题提供智慧，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有关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因素及意义。(2)材料二是学者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认识及主张，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事选择其一予以说明。
材料一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交市，裴矩掌其事。四年，帝将巡河右，先令矩赴敦煌，矩知帝勤远略，遣使说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设，啖以厚利，导使入朝。明年西巡，次燕支山（张掖附近），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伊吾设献西城数千里之地，六年，置伊吾郡，使薛世雄城之。
——摘编自岑仲勉《隋唐史》
材料二 一部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世界历史，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皇的一统权威，王权被看作为国家的标志与象征，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西欧一些民族追求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在文化层面上取得了民族的共同认同，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入手，认为祖国是所有公民为着共同利益组成的结合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要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民族国家。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隋朝经营西域的手段，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意义，并指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2)根据材料二、概括推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并从民族和民主角度分析16到19世纪西欧国家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华”一词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民族政策的进步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并根据上述材料指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东北边疆治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辽代的行宫政治。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
材料一 元朝驿道不仅遍布中原地区，而且横贯欧亚，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一度断绝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借此得以恢复。沿着商道东行的外国商人，来自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热那亚、西亚、中亚等地。从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险恶，他们能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药物、毛料等商品来到中国，得益于驿道。驿站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使欧亚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马可波罗行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等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做了大量记录和描述。
——摘编自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
材料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朝与唐朝相比在边疆治理方面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摘编自《后汉书》
材料二 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
——摘编自《旧唐书》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番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到达），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法令）。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摘编自《新唐书》
材料三 （雍正十一年四月乙卯）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
——摘编自《清世宗实录》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归纳汉、唐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方式。(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则材料在民族关系理念上的发展，并阐述清朝在该理念下维护疆域统一的措施。
材料一 在古代历史中，“中国”一词常指居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往往成为长城以南中原王朝政权的代称，如汉司马迁“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辽宋夏金政权并立时期，随着辽金等政权的发展，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多以“中国之主”自居，辽金王朝内部的汉族知识分子多以本朝为“中国”，如辽代的刘辉就在其奏折中以辽为“中国”，称“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金代的统治者更是频频以“中国”自居。金海陵王时，太后就曾以“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为由劝谏海陵王停止征战。辽金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中国”，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扩大到辽金统治之下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生活在一起。“中国”一词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有的政治符号，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
——摘编自郑炜、崔明德《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与前代相比，辽金时期“中国”一词的内涵发生了怎样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材料二
①（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善谈《左》《老》，尤精释义。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摘自《魏书·高祖纪》 |
②（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摘自《资治通鉴》 |
③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对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的诏书中称：“朕视天下为一体，率土之人，靡不抚恤。”1685年，在对议政王大臣的诏书中称：“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1704年，在对大学士的上谕中称：“朕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视同一体。”“顾念长治久安，务在因俗宜民。” ——摘自《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 |
(2)从上表所列三位历史人物中任选其一，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的具体史实，围绕“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主题说明他作出的贡献。
材料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豪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归纳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 如表是依据王磊《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研究》一文整理的中国古代民族交融部分史实，结合所学知识完成问题。
| 时期 | 史实 |
| 商周时期 | 出现的“华夷”民族观，就说明华夏族和戎夷共同组成了国家，其中战争，迁徙等行为促成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
| 春秋战国 | 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各国进行的长期的战争，使得“四夷”和华夏产生了大规模的融合现象。华夏认同观念产生并发展。 |
| 秦汉时期 | |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
| 隋唐时期 | |
| 辽宋夏金元时期 | |
| 明清时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