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国王们肩负保护民众安全的责任，并为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以获得对封臣和臣民的有效控制权。11-12世纪，这些制度在西欧逐渐确立起来，它们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核心。而且，当时商人和市民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民族的行政机构、军队政体、司法和救会不再被一些世袭家族控制着。与此同时，语言的多样性 在欧洲形成并保留下来，而这对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罗马法成为中世纪政治理论的基础，而罗马人相信国家是至高无上的。13世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就已经存在。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它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权。这样的要求注定了法国革命会超出一国的范畴，发展成一场整个欧洲的革命：因为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专制王权国家的统治之下，而法国大革命却推翻了这一政治原则，其必然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反弹。

——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各国之间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质是原有民族国家开始将更多的“政治权力”相互让渡，依旧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文化权力”，这显示由欧洲民族国家的功能在逐步弱化，逐渐向一个新共同体中的经济文化单位转化。欧洲各国将维护本区域内独特的生活力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将防务、安全、社会发展等一般性的国家职能转交给了欧洲的相应机构。

——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一：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

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