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唐入宋，“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宋朝廷从仁政理念出发，突破了旧有“轻济贫重恤穷”的观念，形成了以贫困救济为主、医疗救济为辅的济贫制度。神宗时实行保甲法，对占田20亩以下的贫民免除服役。后又出台惠养乞丐法，“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注籍，人日给米豆共一升，小儿半之，三日一给。”两宋时期民间济贫恤穷活动也趋于活跃。以义庄为例，其始于北宋中期范仲淹，用以救济贫困族人。医疗机构方面，当以胜善寺药寮出现为最早。“凡郊野之民无有远迩，与道路之往来有疾病者”皆可得到免费治疗。
——摘编自孙竞《宋代的社会贫困线及其社会意义》等
材料二 中世纪英国乡村底层民众普遍经历了物质生活贫困。许多上了年纪的贫穷佃农通过将持有地让与年轻家庭成员来保证晚年生活。集体耕作的公地制度也为贫困群体提供了重要的生计补充来源。许多庄园都将在公地上拾穗作为穷人的权利，对拾取落穗之人的资格作出明确限制。13世纪开始，立遗嘱在乡村普及开来，留下一些虔心的遗赠是不可或缺的。最常见的形式是赠与一小笔现金，分发给出席葬礼的穷人。也有立遗嘱人规定利用遗赠资金产生的利润定期开展救济活动，这种救济行为往往持续较长时间。修道院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之一，利用稳定的资金来源，为穷人建立了收容所和慈善院，1216—1350年间总计修建达700余所。
——摘编自王学增《中世纪英国乡村贫困与社会济助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济贫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世纪英国解决贫困问题采取的救助方式。
(3)根据材料，分析中英两国贫民救助体系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中世纪的英国，仲裁在各类商业活动及其他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1563年英国《劳工法令》规定，治安法官或地方官员可通过调解、仲裁或诉讼审理等手段来解决劳资纠纷。1698年，英国颁布第一部《仲裁法》。1854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包含大量仲裁条款的《普通法程序法案》。19世纪之后，劳资争议发生后，一般是双方各自指定数目相等的仲裁人组成仲裁委员会来解决纠纷。当这些争议通过仲裁成功化解，或当争议无法化解而导致劳资冲突爆发时，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宣告结束。詹姆斯·杰斐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仲裁并不能成功地消除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力鸿沟，相反却加剧了权力的不对称性。”
——摘编自刘金源《近代英国劳资争议仲裁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1)概括近代英国仲裁制的特点，并评述其影响。(2)归纳20世纪70年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并结概述其背景。
(3)谈谈你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认识。
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1835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市政法》。根据该法英国建立了民选的自治市议会，改变了早期自治市通过向国王购买特许状获得自治权的状况。根据这一法律，在178个较大的市镇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议员由纳税3年以上的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任期3年。该法剥夺了地方教会的行政管理权，由市议会总揽地方事务，并接受居民监督，建立综合性的地方政府。
——摘编自孙宏伟等《论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与变革》
材料二 依据宪法，美国政府体系由联邦、州和地方（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区）三级政府组成。在大多数乡镇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要求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多。而这些是州或县没有办法完全提供的，因此就只有把这些权力下放给镇，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就逐渐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县作为区域内范围较大的地方政府单位。对县域内其他政府单位有协调作用，但乡镇在职权范围内不受县的直接干预。
——摘编自王玉龙《美国乡镇建制及运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35年英国《市政法》的主旨，并分析该法案对英国政治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美国地方白治的突出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特点形成的原因。
(3)综上，谈谈你对英美两国的基层治理模式的认识。
材料一 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若有难改之恶，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
——选自[明]王守仁《南赣乡约》
材料二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1837—1880）财政收支情况
| 财政收入方面 | 财政支出方面 |
| ①由于关税的下降和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重新开征所得税，随着政府开支上升，19世纪80、90年代所得税变得无可撼动。 ②1870年通过教育法，建立小学制度，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税收。 | ①以宪章运动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起的大量运动导致了英国政治权力的变化1834年议会通过了济贫法，规定以工资补助的方式进行救济，救济的管理由中央政府集中实行。 ②1848年实行公共卫生法，目的是通过对中央机构卫生总署的监督，强制地方和个人实行公共卫生标准。 |
—根据韩玲慧《英国财政税收制度的演变：1597年至今》整理
(1)指出材料一中最能体现王守仁心学思想的一句话。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我国古代在社会基层治理方面的经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英国推进社会治理的新措施及其主要原因。
材料一 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欧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构，国家的权力，甚至是领主的权力都无法直接影响到下属的农村地区。德意志王国的国王们只能通过“巡游制”来管理自己的领土。由于外族入侵，大量村庄被纳入庄园之中，使得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乡村组织有了基本的框架。长期的战乱促使庄园体系扩展，农民出于自身保护的需求不得不接受庄园制度的管理。在中世纪社会中，按照基督教会的理念，人被分为专门从事劳动的农民、从事军事的贵族以及从事祈祷的教士，中世纪中期教会的改革也深刻影响到了村庄的地位。
——摘编自陈若毅《中世纪中晚期德意志乡村组织的变迁》
材料二 明中叶，广东福建地区为了稳定地方局势，转变地方风气，在地方社会中进行了大量的社学建设，成为国家统合东南边疆、加强其对地方社会控制力的软性工具。弘治十七年，正式将儒家日常礼仪列入社学教学内容，对社学童生进行礼仪教育。这种转变意味着明代社学的政治教化模式，完成了由“重法”向“重礼”的转变。通过社学教育，使得国家意识形态能潜移默化的影响基层社会，以达减少诉讼，端正风俗的效果，最终巩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明中叶闽粤地区的儒学事业逐渐步入正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
——摘编自张昂霄《明清闽粤地区的社学与地方社会》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欧洲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乡村治理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积极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世纪欧洲与明朝在乡村治理上所体现的不同文化理念。
材料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乡村建设运动。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自救”，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成百上千的城市知识分子来到农村，或担任民众学校的老师，或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害。他们自下而上，努力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推动农村走向现代化。但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并不太欢迎乡建工作，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有教育界的人，但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抗战开始后，有些乡建工作者辗转至后方，继续其未竟之事业。然而，作为一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乡村建设还是结束了。
——摘编自阎明《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英国提出了“保护性治理”的乡村振兴理念。为限制城市的“破坏式”扩张，20世纪上半叶，英国政府先后出台《限制带状发展法》《绿带法案》，通过空间规划解决农村土地占用矛盾并促进城乡融合。同时，为应对农产品短缺，英国政府又先后颁布《斯科特报告》与第一部《农业法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城市过度蔓延、支持农业补贴、扶持农业有序发展的规划方案。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日趋强烈，乡村政策制定的目标逐渐转向“乡村生态保护与社区生活质量的平衡发展”。英国政府努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市场化经营，鼓励地方社区和志愿组织积极参与，形成“政府—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合作共治。
——摘编自武小龙《英国乡村振兴的政策框架与实践逻辑》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与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英国乡村建设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谈从20世纪中英乡村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主导推行了社区更新计划，目标是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救济贫困社区居民。1964年的“向贫困开战”行动以消除社区贫困为着力点，并结合《经济机会法案》来干预社区更新。美国政府从政策引导和社区赋权两个层面保持社会住房的数量，并增加不同居民群体间的社会经济互动。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提出向地方政府提供社区发展补助金，引导私人商业投资。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支持下，非营利性质的社区发展公司等第三方组织迅速崛起，开始承担运营社区项目的职能。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出台《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制定“希望六号”住房计划、划定授权区和企业社区等方式将商业税收激励、住房补助与社会服务拨款相结合，鼓励志愿者、NPO等专业力量进入社区，社区更新回到了社区导向的模式。
——摘编自李昊昱《英美社区更新的社会化转型趋势及其启示》
(1)据材料，简述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社区更新的历程，归纳美国社区发展的特点。(2)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美国社区更新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北宋由于田制不立，“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占田极少的自耕农户或沦为佃农，或涌入城市成为流民。北宋政府规定，农村占田20亩以下的五等户、城市家财50贯以下者为“贫下之民”，灾害的检视、赋税的免除到劳役的征发皆以此为准。除了传统的常平仓等救荒措施外，北宋先后出台济贫的法律,并设立福田院和居养院等机构，收养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新兴的富民阶层也在地方设立经常性的机构，赈济邻里、兴教助学等。但纵观整个北宋，民间救济的地位和效果都难以和政府相提并论。
——摘编自张文《论两宋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脉络》
材料二 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的英国(英格兰)，贫困流浪人口逐年增加，其中一部分成为前工业时代的廉价劳动力，其余则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随着英国宗教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新教徒们认为贫穷是懒惰造成的，是可耻的；他们认定只有辛勤工作才能创作财富。1495年，英国颁布第一项关于贫困的法令，规定健壮的流浪穷人一旦被捕则须罚监禁数日，其间只供应水和面包，之后则强制遣返至出生地；如再次被捕则加重惩罚，甚至要遭受鞭刑；儿童流浪者必须充当学徒至成年。部分英国人文主义者则强调贫穷的社会因素，他们推动了英国议会济贫观念的转向。1572年,英国出台济贫法令，强调为健壮的流浪穷人提供工作；1598年，英国设立了贫民监督官办公处，负责征收济贫税和为健康的穷人提供工作。
——摘编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北宋济贫事业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政府对贫民态度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英济贫活动的启示。
材料一 隋文帝即位之初,规定“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同,闾四为族,皆有正……以相检察焉”。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城市)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通典》引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该制度史称“伍保制”或“邻保制”,它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家庭与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纠察，从而形成彼此之间存在连带责任的居民互助、互保组织。“诸户皆以邻聚相保，以相检察，勿造非违。”
——摘编自赵晓芳、郭振《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材料二 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的公地共同体的管理中既存在领主专制，也包含一些共同体的民主因素。作为共同体最高权力机构的庄园法庭和村民会议，大多是由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非自由农和自由农)组成的。作为公地共同体最高法律的村规以及许多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多情况下必须得到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同意。
——摘编自赵文洪《庄园法庭、村规民约与中世纪欧洲“公地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中国和中古西欧农村基层治理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中古时期不同文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