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衅（指田界）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凭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磐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生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

——《陆宣公奏议》

材料二   “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丁：指21岁以上的男子，中：指16—20岁男子），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

——《新唐书》

材料三   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翰苑集》卷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

材料四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2《重赋》

材料一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地课和盐铁等专卖收入为主，并不计算海关征收的“区区税银”，仅把开海贸易作为天朝“怀柔远人”的一种恩赐，所以关税正额定得比较低。1757年，乾隆帝将西洋各国与中国的贸易仅限定于广州一口，由粤海关负责广州的对外贸易和征收进出口关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方在香港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中英双方议定税率时，以粤海关原有的正额税率为参照基础，但实际上正额税率极低，粤海关在征税过程中，除了正额税收，尚有行用、规礼、羡耗等杂项征额，且征收比例较高。新税则把此类征项一律摒弃，因此，新税则所议定的进出口税率比原来的正额税率有所提高，但比原实征税率则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蔡晓龙《对近代第一个海关税则的一点新认识》

材料二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必须以保护国家工业化为主”。1951年5月，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其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为52.9%。

——摘编自张忆良《中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演变及其评价》

材料一   万历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后颁布“一条鞭法”。具体政策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然后把夏秋两税和杂税也合编为一条,无论粮税、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由官府雇人充当,从此劳役从赋税领域消失。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因此叫“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手续,同时又扩大了赋税负担面……从此,历代平行征收的赋役,趋于合一。……“一条鞭法”上承“两税法”,下启清代“地丁合一”制,开启了租税制和货币征收制的赋税时代。

——摘编自蔡昌《元明清时期赋税》

材料二   咸丰以前,清政府税收来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三项。其中来自农业的田赋收入所占比重为70%~80%,而来自工商的盐、关两税仅占20%~30%。咸丰以后,特别到了光绪年间,田赋收入比重大为下降,由1849年的77%逐渐下降到1911年的27%,而其他三项收入,即盐课、关税、厘金,因都来源于工商领域可合并计算,由1849年的23%逐渐上升到1911年的73%。

——摘编自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