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清政府即派人前往江浙和闽粤，察看沿海情况，以定可否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取消禁海令，第二年（1685年）于广州、漳州（厦门）宁波和镇江的云台山四处分别设置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在行政上，各海关属户部管理，海关监督直接向户部和皇帝负责。《粤海关志》上说：“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

——摘编自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

材料二   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1845-1850），广州输出的茶叶由7600万磅下降到5500万磅，生丝由6800包下降到4300包。进口的棉花由7700万磅下降到6400万磅。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3100万元下降到1600万元。进口的美国商船由93只下降到70只。

——摘编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材料三   在接管旧海关的基础上，1949年12月政务院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1950年1月发布《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同年12月又发布《关于设立海关的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1951年11月，政府取消了各地口岸私营的（包括外国人办的）公证及检验机构，由国家商检及公证机构统一负责对外贸易的公证及检验。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古代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化》

材料二   1950年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明确规定“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必须以保护国家工业化为主”，同时明确了制定海关税则的六项基本原则，这一决定也成为新中国制定海关税则的重要依据。1951年5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83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关税法则，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第一部真正独立制定的关税税则，它表明中国经济大门的钥匙已经安放在中国人民自己的口袋里。

——摘编自杨瑞《新中国关税政策的变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户小力单的穷人之家，导致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枯竭，入不敷出。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结果查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多达三百万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进一步在经济政策和赋役制度方面深化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原先按户丁征派的力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计亩征银”；官府用取代力役的丁银雇人服役；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一条鞭法的推行，“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返）”，成效立见。

——摘编自曹大为《评张居正改革》

背景资料：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徒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唐朝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均田制遭到破坏，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也无法执行下去，导致国家财政税收大为减少。唐朝政府虽采取了各种措施，结果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并造成了赋税制度进一步混乱，唐朝财政面临崩溃。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实施“两税法”。规定：“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产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往而行商者，在所郡县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其租庸杂役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即公元766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置赋、地两税以总之，以一其名，此外敛者，以枉法论”。“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根据税法资料整编

材料二　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推广实行新的税法"一条鞭法"，据《明史》记载：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以出钱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

——根据税法资料整编

材料 新中国建立后，针对全国各地税制不统一的状况，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制的决定》，加强税收工作，建立新税制。同时还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规定除农业税外，全国征收14种中央税和地方税，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等，不久，又公布《契税暂行条例》，开征契税。在农业税制方面，对全国各地实行的税政、税种、税目和税率也进行了调整，特区省份也陆续制定了农业税征收办法。以上各税在全国一经实行以后，全国税政得以统一，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按产品或流通征收的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其他税种相辅的工商税收制度。当时建立的税改制度实行“多税种，多次收”的复税制体系，适应了当时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情况。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60年我国税制的沿举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