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王安石变法推行赋役新政之前，钱彦远称：“臣闻隋唐之制，有赋、租、庸、调四者之入。自杨炎变两税法，天下称便。自五代迄今，敛名杂出，两税之法渐弊，民已竭力供矣。加以非时配率、和市、举放，利尽归官。”
——据赵汝愚《宋名臣奏议》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田赋征纳仍遵行一条鞭法。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
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以现在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丁入亩征收，并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这就是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摊丁入亩，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无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
——摘编自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的内容，并概括钱彦远对两税法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大历十四年（779年）年末，杨炎上奏德宗皇帝，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初一、德宗正式下诏，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地税和户税合二为一的一种税收制度，除此原来的租、庸及杂徭等全部免掉，纳税项目比以前减少，纳税时间明确集中，夏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六月底以前，秋季税收的纳税期限最迟在十一月底以前，便于农民缴纳和政府征收管理。“两税法”以贫富为差，殷富者多交，贫穷者少交，贫富的划分标准主要看资产的多寡，开辟了主体税种资产化的先河。后世的税制改革，基本上沿着“两税法”改革的方向进行。
——摘编自郭祥《古代重大财税改革与营改增的共性》
材料二 按照清初制度，民间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称“丁”，而女子和未成年的男子统称为“口”，丁与口都记录在“户”上。清初制度要求成丁为国家服徭役，徭役可折算成白银，以代役银的形式缴纳给国家，这就是丁银。而丁银征收在后期成为压在贫苦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大批农民无法忍受丁银不均的负担，被迫选择反抗或逃亡。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永不加赋”政策，固定了丁银赋税总额，并为后期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康熙年间，手工业逐渐由家庭作坊发展为独立的工场，城镇商业日渐繁荣，吸引着大批农民弃农从工。清政府难以控制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赋税征收出现困难。雍正时，“各省库项亏空动盈千万两”，倒逼清政府改革赋税制度。康熙末年已在广东、四川、直隶等地试行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王郁琛《“摊丁入亩”制度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分析“摊丁入亩”政策实施的历史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市舶司（使）是唐、宋、元、明时期在对外贸易港口设立的办事机构。唐代采取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对蕃商优礼相待，“常加存问”，对输入的蕃货“不得重加率税”，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宋代市舶司基本沿袭唐制，但较唐代略为完善，其管理职能较近代海关更广。元代仍沿用唐宋旧制，但管理制度更为周密，制定并完善了包括市舶原则、征收关税、市舶刑罚以及从事官营海外贸易等一系列制度。明朝初期，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限制在贡舶范围内，对海外诸国朝贡的货物不予征税。随“贡品”带来的贸易货物实行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度，这对财政产生了不利影响。明武宗正德年间，朝廷实行抽分制；到隆庆时期，已默允私人下海贸易，海外贸易兴旺。
——摘编自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
材料二 五口通商后，清政府在各口岸设立贸易管理官员。但因海关官员经常勾结外商贪污受贿及对近代外贸知识和税务知识的缺乏，海关税收制度混乱不堪。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下，上海海关关税一度出现英、美、法三国领事“越俎代庖”自征自税的局面。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主张建立新海关制度，由“警醒”的“外国分子和中国官员联合起来”共同管理海关。1854年，英、美、法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海关组织协定》，由三国领事馆各出一名人员联合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海关事务，大清帝国的关税管理权从此逐步落入外人之手。
——摘编自蒋清宏《中国近代海关行政制度研究（1854—186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市舶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建立新海关制度的背景；根据上述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海关制度演变的认识。
4 . 下表表明中国古代赋税的演变趋势是（ ）
时期 | 赋税制度 | 内容 |
北魏 | 租调徭役 | 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乘二十石 |
隋至唐中期 | 租庸调制 | 凡丁岁役二句，无事则收其庸 |
唐中后期 | 两税法 | 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
| A．人身束缚逐渐减弱 | B．农民负担不断减轻 |
| C．土地兼并愈发严重 | D．政府赋税剥削沉重 |
材料一 《管子》一书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丰富的粮食储备调节思想。它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为了尽可能地稳定粮食价格，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必须适时进行粮食购销活动，“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主张进行“逆向调节”，即“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贵)”,当粮价下跌时，国家以高价收购，当粮价上涨时，国家以低价抛售储备粮，以此维持粮食市场价格稳定。《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成为历代调控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刘甲朋《<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探析》
材料二 明清农业的突出进步，首先表现在产量的增加，可以大体满足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康熙以与民休息为执政原则，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对于垦荒者给予更多优遇。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竭免政策，竭免的种类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竭免、普免钱粮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1711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亿5千万亩增加到康熙末年的8亿亩以上，农耕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康熙时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催促）取办，无复常准。……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摘自《白居易集》卷2《重赋》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的原因和具体的措施。(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唐朝两税法的实施。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
——《资治通鉴》卷26
材料二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剥削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新的调整。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税收体制调整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租庸调中“庸”的含义，并阐明“庸”实施的意义。
(2)根据所学指出材料二中唐德宗实行新的税收制度的名称，并写出其主要内容。唐朝赋税制度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 A．“赋役合并、一概折银” | B．“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 |
| C．“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 D．“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
| A．抑制豪强势力的膨胀 | B．推动北方荒地的开发 |
| C．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 | D．打击北民南迁的现象 |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济政策调整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并指出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宋代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