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役制度，也叫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清代田赋主要征于民田，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痔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除正税之外，田赋还有加征。征收田赋，若是银两，官府要把碎银铸成银上搬国库，铸造中的损耗，要粮户负担，名为火耗。若是粮食，要搬运仓储，有脚耗、雀耗、鼠耗等，也要粮户负担，名为美余，合称“耗美”。漕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漕粮的随征加耗称为“滑项”，用补搬运、仓储折耗并充各项费用，名目繁多。白粮也有数颜较大的加征。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却连原额都难以维持，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摘编自张扶植《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

材料二   北洋时期田赋大都沿用清制以地丁和漕粮为主，又将清朝税目归并。限定准收相当于征税10%的征收费。1915年后各种附加又卷土重来，多达百余种。1928年，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按亩征收之后各种附加、摊派失控，致税额增加几十倍。1941年税收体系更加紊乱。解放战争时，战乱导致全国经济发展缓慢，税制混乱。

——摘编自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趋势来看，农业产值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再加上此时的农业一般是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质产业，农民属于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不少专家学者从减负增收角度，不断呼吁减免农业税，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努力消除“一国两制”“一国两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以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其次，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壮大，取消这部分税收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不会造成多大震动，对全国财政收入总量和财政实力也影响不大，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因此从20年开始，我国全面开始农业税费改革直至2006年完全取消农业税。

——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材料一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汉代，一套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形成了，其中赋是人头税，分算赋、口赋两种。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又把田租和人头税合并，演变为以户为单位的“户调制”，唐朝初年，户调制发展为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地税、户税为基础，以资产多寡为课税标准的税制。明历九年（公元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这种新税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以外，其余各省都已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数额。

——摘编自侯绪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基本线索》

材料二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特权户籍以官户最为典型，可以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特权。三国时期规定军户的儿子仍为士，士兵的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统治者根据户籍管理中在册的人口多少来征收赋役，因此，户籍管理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直接影响统治者征收赋役的情况。同时，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限制其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治安的稳定，进而保障统治者的政权稳定。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