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根据《宋史·五行志》中记载，在整个两宋时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疫病大概有29次。南宋152年间，平均每五年就出现一次，其中有26次发生在江南地区。杭州取代汴京成为宋朝的首都以后，也成为新的流行性疾病的多发区，苏轼曾评价杭州的流行病指出，“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从时间的分布上看，从1142-1190年的48年中共发生13次传染病流行，平均每4年一次；1195-1211年的16年中发生了9次，平均每2年就有一次瘟疫。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传染性疾病大多发生在夏秋之际，23次有明确月份的记载，其中有15次疫情是发生在这个季节，约占65%。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贫富皆病，死者约十之五六”，“浙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浙西大疫流行，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流尸无算”。

——摘编自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流行病的灾难，促进了医学卫生的各种研究和观察，为近代卫生学的发展铺平了路。以1845年中英《上海土地章程》的颁布为起点和标志，公共租界开始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进程。此外，工部局还颁布了一些法令法规，以使公共卫生管理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第42条涉及到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内容；1901年工部局起草《公共卫生细则》，以实行传染病的强迫性通知和传染病人的强迫性隔离。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不论在组织、体制、法制还是关于传染病的现代防疫措施上，均已达到了相对完善的水平。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

——摘编自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