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这些限制和束缚，有的是受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所制约，有的则来自封建国家的干预。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材料二 燕赵、秦晋、齐粱、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赋税由实物改为交银，概行于天下。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今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摘编自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材料三 1844—1856年英国经由广州和上海输入中国及从中国输出货物总值表
| 年份 | 广州（进出口货值）万元 | 上海（进出口货值）万元 |
| 1844 | 3340 | 480 |
| 1846 | 2520 | 1020 |
| 1848 | 1510 | 750 |
| 1850 | 1670 | 1190 |
| 1852 | 1640 | 1600 |
| 1854 | 930 | 1280 |
| 1856 | 1730 | 3200 |
——摘编自戴鞍钢《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
（1）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一中束缚古代商业发展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并概括宋代在市场、货币方面有所突破的主要表现。
（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商帮兴起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及其原因。
（二）防疫和卫生事业发展息息相关。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四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化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起来，首先是欧美来华传教士积极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放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霍乱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卫生的建议。随后中国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思想家等加入呼吁行列，《申报》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而租界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五 “清洁”一词，中国古已有之。近代以来，国人的清洁观念逐渐变得重要而明晰，清洁事物不仅被视为卫生防疫的关键乃至首要之务，而且成为关乎种族强弱、国家兴亡与体面的政治大事；原来基本属于个人事务的清洁活动也日益被作为公共事务纳入官府的日常行政事务之中。
——据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与行为的演变》
材料六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医疗卫生服务在全国范围的公平供给。
——摘编自牟海林《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平取向及其实现》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兴起发展的条件。
（5）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赋予了“清洁”一词怎样的新内涵，并分析其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
（6）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2 . 材料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向俄国新工人政府宣读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和平的法令，建议各交战国结束屠杀，拥抱国际团结，但被两个好战的大国置若罔闻。但是他们甚至列宁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如果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提议被采纳，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就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从1917年末到1920年，流感病毒在全球迅速传播，平民付出了特别沉重的代价。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基于和平的新起点时，资本主义政府有一个不同的议程。他们想要帝国主义的胜利和帝国主义下的和平。这意味着，当流感这样的灾难爆发时，他们没有停止战斗的意愿，也没有将从大规模屠杀转向大规模关怀的意愿。病毒没有国籍，它是国际性的。国际主义和集体行动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对国家掌控权的争夺和对自由市场的冷酷算计
——摘编自【英】约翰.威斯特摩兰《1919年西班牙流感的教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导致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启示。
材料一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以北京为例，指出近代疫病防治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病防治措施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疫病频发的国家，在公共危机应急救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汉疫病流行，西汉有11次，东汉有27次。疫病爆发以后，帝王一般会下罪己诏主动承担责任，认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所欠缺而导致的，并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举办大 型祈禳仪式。西汉元帝时，关东水灾疾疫，大量流民涌入关内，元帝诏集转运粮食给流民，并开仓赈济，赐寒衣，保证灾民能有基本的吃穿。东汉和帝永元问，曹褒官为城门校尉，“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安帝元初间，会稽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疫病”，到乡村为老百姓治病。两汉时期，从农村到城市，每逢疫情严重，惑病人增多，政府会因地制宜地腾出一些住宅作为疫病的医院，集中为他们进行治疗，以防止疫病扩散。
——摘编自刘滴川《大瘟疫 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等
材料二 晚清时期，以灾荒为代表的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日趋频仍，以瘟疫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此起彼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官赈为代表的传统危机应对机制渐趋衰弱，新型商人开始活跃于近代历史舞台。新型商人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同时具有“我本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 和爱国主义情怀。发生重大灾荒时，他们号召社会各阶层人民关注灾区，为灾区人民募捐 灾款和物资，义贩逐渐发展成为晚清社会主要的灾荒救济形式。
——摘编自姜强《近代江南公共危机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三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局限在自然灾害和社会事故上。2003年“非典”后，针对危机事件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在研究中各有侧重。2005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35个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的法 律法规。汶川地震时，国内媒体从中央到地方全力以赴地对地震和救灾情况进行了及时、充分、生动的报告，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凝聚到抗震救灾上，激发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灾合力。
——摘编自刘亚光《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时期应对公共危机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所学知识，指出晚清时期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发展的主要表现，并简要谈谈你从我国历代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建设中获得的启示。
5 . 材料 抗战时 期,陕甘宁边区成千上万的农民终日辛劳难得温饱,文盲高达99%，很多地方水源很差,污染严重,周围有污水、畜粪可流入井中。不少老百姓认为把牲畜圈起来养影响其生长,经常洗衣服会损坏、浪费衣服等。在抗日战争的严峻环境里，为了求得生存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边区政府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军事工作方面。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集思广益,采纳各方面的合理建议,出台了一系利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多项卫生法规，开展全边区的医药卫生运动，同病疫流行的现象作斗争。在中共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大大地改善了边区卫生面貌。
——摘编自温金童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疫病横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预防行为。
材料一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朝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和英国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分析晚清卫生观念的传播对近代化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据统计，自霍乱于1817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清代中国共发生了4次霍乱大流行。尽管清代国家对霍乱等疫病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把日常性的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这一趋势到清末最终演变成国家在新政中，将自身的卫生和医疗职能明确和制度化。与官方相比，清代社会力量对霍乱的救疗更加积极主动。除了施医送药、祈神驱疫等传统活动，上海等地的乡贤和慈善机构还在外国势力的刺激下，成立了实行强制查验和隔离的防疫医院。国内医学人士也初步完成了中医学对霍乱医理和疗法的探索，甚至有的医家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与霍乱的关系，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摘编自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等
材料二 霍乱于1831年由印度传入英国后，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实行隔离措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案，但效果甚微。1831—1832年霍乱以后，把霍乱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英国人接受。1848—1849年霍乱期间，英国政府颁布了《公共卫生法》，成立了卫生总会负责改造城市卫生。然而，该措施并没有阻止1853—1854年霍乱的再次降临，反而因把城市污水肆意排入河流，加剧了霍乱的传播。1866年霍乱证明了斯诺医生关于霍乱病菌通过饮用水传播的理论。据此，英国议会出台了1875年《大公共卫生法》和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切断了霍乱传播的途径。到19世纪末，英国霍乱防治的方法被接纳为国际预防措施的基础。
——摘编自毛利霞《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国与英国霍乱防治方式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国与英国霍乱防治的共同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霍乱等疫病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灾疫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151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防疫法令：要求伦敦患病住户必须在家里的窗户上放置几束麦秆40天作为明显标志，家人上街时必须手持白色木棒来标明身份。与此同时（1518年），王室效仿意大利城市做法专门出资在英国医科大学特设公共卫生事务咨询中心来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咨询服务。1570年开始在剑桥和施鲁斯伯里地区推行家庭强制隔离措施；建造疫病收容所对特殊人员进行专门隔离；同时委派专门人员监督这些家庭等；1583年伦敦市政当局规定对瘟疫患者隔离1个月；严禁举行公共葬礼；要定期清扫街道；将流浪人员及时驱逐出城等。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防疫对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比较重视解决和瘟疫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乞丐流民问题），从而使防疫体制显得相对完备，这也是近代英国之所以能成为欧洲防疫最得力的国家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王俊周《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救灾体制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措施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的记载，《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等都有部分疫情记载，《五行志》里也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本着“国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鼓舞民众防治疫病的信心，注重防治结合。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迁所”隔离起来。西汉时碰到疾疫，也采取了及时的隔离措施，以防传染。两宋前后设有各种职能不尽相同的医疗机构，如养济院、福田坊、将理院和安济坊等，主管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明朝涌现了大量传楽病学的专家，他们总结经验，分别出版了专门研究瘟疫、疹、麻风病、梅毒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医学专著，向各州县推广，宣传预防、医治疫病的知识。
——摘编自王立群《历史视角看瘟疫》
材料二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并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淡水资源缺乏，老城区以神庙为中心，人口密度过大，新城区，遵循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缺乏集中社区的概念。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护具而纷纷中招。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利用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成功遏止疫情的扩散。这也成为今天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战争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雅典防疫措施的启示。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大鼠疫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一下新航路开辟后旧大陆病菌在美洲传播与日本侵华期间开展细菌战导致的病菌传播有何异同？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病菌传播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