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于如何处理朝鲜战争仍一筹莫展，因为美国当时可做的选择其实非常有限：或以扩大战争的方式胁迫中国、朝鲜做出妥协，力求翻身；或延续前政府边谈边打的局面。美国最终放弃了前者，选择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事实上，1952年至1 953年初的几个月间，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就曾先后提出并研究过两种扩大战争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以常规战争的方式扩大战争，第二种方案则是投入使用核武器。鉴于冷战初期核武器技术的发展以及削减防务预算的诉求，艾森豪威尔对于使用核武器的态度较之杜鲁门更为积极。但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的美国军方却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相对审慎。在军方这一态度的影响下，艾森豪威尔直至战争末期也未能就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做出决断。

——摘编自方秀玉、卫艺璇《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停战决策的制定及启示》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欧从传统迈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思想巨人，他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亨利.沃登爵士称他为现代“科学之光”。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致，认为“贵创”“博证”“致用”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究方法的精华。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间，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

材料   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祥地。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以欧洲为中心，亚非就是其两翼，如果控制了欧洲，就进而可以控制亚非称霸世界。二战后美国开始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它的“救世主”精神或日使命感更加强烈，奉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苏联历史上的侵略危险几乎全部来自西部，惨痛的历史教训使苏联不得不首先考虑安全问题，而最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战线尽可能向西部推移，从而把东欧这个昔日进攻苏联的跳板变成保护自身安全的缓冲地带和安全屏障。故而，美苏在欧洲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同时，既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又进行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对抗和争夺。在亚洲，由于人民民主力量的壮大发展，使建立在美苏实力均等基础上的雅尔塔体系出现了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是在武装战争的形势下进行的，美国以为这是共产主义扩张的表现，严重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因此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使用战争手段来维护雅尔塔体系在亚洲规定的格局，故而在亚洲爆发了冷战间具有世界意义的局部战争。

——摘编自李接德《冷战在欧亚两洲表现不同原因之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