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不会被传染”！一二战初期之美国》的历史漫画。漫画中，右边床上大被子下的人们（“EUROPE"：意指欧洲各国）正饱受各种疾病的煎熬，床头的牌子上标明了疾病的名称，从左至右依次是：斯大林搔痒症、希特勒炎症、闪电战瘟疫、纳粹发热病、法西斯流感，床脚下还有人感染了意大利流行性腮腺炎，已经气如游丝，命悬一线。左边床上头戴星条帽（象征使用星条旗的美国）的人，上面的字句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呀！我们是分床睡的，我不会被传染！”

材料   拓跋氏入主中原后，以原始部落法和汉晋法律结合，“刑重网密”，以致执法官吏多以严刑酷法逼取供词。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两次修律，于太和十六年颁行，即为《太和律》。《太和律》一方面废除了鲜卑拓跋氏习惯法中的固有酷刑，另一方面又下诏“罢门房之诛”，废除了族刑连坐之法。《太和律》将不孝、不敬等入律，对李悝《法经》以来的法规律令重新洗牌，将“齐之以法”“示之以礼”结合起来。《太和律》还将原有的七刑简化为“死、流、徒、鞭、杖”五刑，并为后世北齐和隋唐所继承。《太和律》修订后，以“律、令、格”为体例，体系较于唐律相差无几。

——摘编自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材料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李鸿章是晚清近40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但又只是一个“纯臣”和“庸臣”，因此不能“将中国之失政尽归于李鸿章一人”。他认为，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最多。但他只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最终难逃失败；在外交上，李鸿章对处理中日外交，无功亦无罪，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他误国之罪“无庸置论”，他的外交历史，实失败之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学术界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李鸿章是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社会的维护者，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反动买办，在外交上是一意主和的卖国贼。

改革开放以后.著名学者陈旭麓认为，李鸿章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抗外国，他所创建的海军炮口是对外的，更多的是对着日本侵略者的。他还认为，李鸿章有爱国之处，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有不少误国之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虽有抵御外侮的愿望，但其办理外交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服务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办理外交有积极的一面，其外交实践要具体分析。

——摘编自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

材料   战国中期的商鞅，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重法名世。在变法改革中，商鞅强调国家应采用重刑使人们守法以避害，还应用重赏吸引人们循法以逐利，刑的威慑作用大于赏，“先刑而后赏”。他注意到官吏犯罪的危害性远大于一般百姓，甚至会使百姓效仿其行，不守法度。因此，设置监察官吏的专职官员，明确各级官吏的权责，特别鼓励官吏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他还注重培养人们主动守法的意识，树立和强化法律公平、公正的权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此外，商鞅要求法律条文须具体明确、通俗易懂，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扩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和广度。《战国策》赞叹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摘编自隋淑芬、施建中《商鞅预防犯罪的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