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曾的权力很大，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

材料一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辖区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提案，对华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

材料二   石油等重要物资1700多种。至1953年，在美国的拉拢和胁迫下，参与对华禁运的国家多达45个。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美展开经济反击战。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我国先后发出“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命令”“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全面接管和没收美国在华企业和相关经济利益。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使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遭遇一定困难，但无损大局，中国的反击战却使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双重打击。美国在华企业大多以自行歇业结束经营，或被迫转让给中国企业，美国经济势力由此完全退出中国。

——摘编自石源华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济战》

材料陶行知（1891年-1946年），人民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致力于充满艰辛而富有社会意义的教育生涯。面对民国初期乡村教育凋敝和乡村教师队伍亟待建设的现状，他创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倡导中国乡村师范教育应该“建设适合乡村世纪生活的活教育”，提出培养乡村教师要“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他提出新教育的目标是“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陶行知先后成立国难教育社和中国战时教育协会，拟订《国难教育方案》，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还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其办学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摘编自人民网、康晓伟《陶行知与乡村师范教育》等

材料   明朝初年的赋役制度主要沿袭了前代的赋税制度。在这样的赋役制度下，本应承担较多赋役的地方豪强为了逃避田赋和徭役，便通过勾结地方官员，隐匿人口、伪造文书、修改田则。随着地方贪腐之风日盛，田地被富豪不断兼并，贫苦农民无田却承担重赋，整个国家财政根基受到侵蚀，底层矛盾也不断激化。为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第一，“赋税合并”，即将徭役跟税收合二为一。第二，“摊派到家”，赋税或徭役直接面向人民。第三，“白银征收”，所有的赋税或徭役均以白银的形式由国家接收。第四，“直收直运”，一切金银均由国家派专人收取。一条鞭法推动中国古代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摘编自王人骏、赵海月《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   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战，和平解决争端。1982，年7月，安理会敦促交战双方停火撤军，并派遣观察团进行监督。1983年5月，联合国派特派团访问两伊境内遭受军事攻击的平民区；1984年3月，又派出调查团前往调查是否使用化学武器，再次呼吁停火；6月，安理会谴责了对来往科威特和沙特各港口商船的攻击。在战争期间，美苏等国向两伊提供了大量武器，插手地区事务。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停火、撤军、交换战俘及和平解决冲突，并决定首次引用联合国宪章第39、40条的规定，即如.有一方拒绝执行，安理会将“开会审议确保决议获得遵守的进一步措施”。次日，伊拉克宣布予以接受。在各方压力下，1988年7月18日，伊朗宣布接受598号决议。8月20日，双方正式停火，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结束。

——摘编自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等

材料   邓恩铭（1901.1.5—1931.4.5），贵州荔波人，水族。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靠亲友资助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邓恩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 年，同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 半月刊。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推动下，与王尽美发起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 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 月，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回国后，他组织领导青岛、济南、淄博等地的工人运动。

——摘编自《邓恩铭：中共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材料   1977年，安阳殷墟圆形祭祀坑清理出三层人架70多具。坑中有铜器10件，分为礼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四类，部分礼器刻有铭文。陶器32件皆实用器，玉器4件，璜、鱼、珠、串珠各一件；出土贝较多，保存好者达718枚。综观上述遗迹遗物，圆坑应属殷墟文化第四期，为祭祀坑。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遗物，计有铜、玉石、象牙、贝等种类，青铜器439件，玉器131件。根据发掘清理情况分析，其放置时是有一定次序的。首先是置放大量海贝和玉石礼器、青铜兽面、小型青铜件以及树干等。其次再置放大型青铜容器和青铜立人像、人面、树座等。最后置放一层象牙。坑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人头像有的已损坏，多经过火烧，大部分遗物遭损。据此推测大多数遗物中在投置坑中之前为人们举行某种仪式时有意损坏的。综观上述遗迹遗物，二号坑的时代，大致相当殷墟晚期，其性质应是祭祀坑。

——摘编自徐自强《广汉、安阳祭祀坑比较研究》

材料   北宋进一步改革了医疗福利制度。设立翰林医官院为中央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官，政府要求这些机构“散药饵以救民”。医疗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建立，而宗族、邻里等组建的民间机构也发挥了辅佐作用。北宋医疗福利机构主要服务于皇族、官员、军人和处于贫苦状态的平民百姓。其中皇族、官员、军人享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全面的医疗福利保障，而对贫民则通过安济坊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北宋还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病者利益不受侵害。王安石新法中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禁止不法商贩操纵药物，以假药、次药牟利坑害百姓。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材料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对象，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经过6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布局严整的宫殿区与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其文化影响而言，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至此，二里头文化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都邑则是中国最早的广城王权国家的权利中心，中国历史自此进入开创新纪元的“二里头时代”。

——摘编自许宏《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

材料   改革官僚机构是戊戌变法的重头戏。有学者认为封建王朝末期的改革之所以成效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者用于发动改革的官僚队伍本身就是一支腐败之师。因此，封建王朝的历次改革都将精简机构与人员作为挽救王朝命运的措施之一，戊戌变法也不例外。甲午战后，光绪帝为奋发自强，命督抚廷臣保举人才以备调用，于是各方保举折片络绎不绝，然光绪帝尤对维新党人青睐有加，授予他们极高的品衔，有利于推动维新变法的同时，也使维新派陷入与老资格官员的尖锐对立之中。此外，光绪帝还对官僚机构以大刀阔斧之势进行改革。1898年6月，仅京师一地被裁撤衙门就达十余处，被裁的官员胥吏“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地方督抚看到京师乱象后，其原本的观望态度变成敷衍，裁撤诏令在地方成为一纸空文。

——摘编自熊小欣《再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