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娄敬，齐人。汉五年（前202年），到陇西戍守边塞，行至洛阳，正巧刘邦在这里。娄敬褐衣见刘邦，建议刘邦放弃洛阳、徙都关中，他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积德累善十有余世，深得百姓拥护……而陛下起于丰沛，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郊野，不可胜数，哭声未绝，伤者未起，欲与周比隆，窃以为汉与周不同。”他进一步指出：洛阳无险可守，“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至于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问群臣，群臣因都是东方人，故都说洛阳便。张良驳斥了群臣意见，同意娄敬的看法。刘邦当日便起驾，徙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

——据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材料   16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认为：“海上优势是国力强大的标志，只有掌握了海上霸权，才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军舰叩关日本的“黑船事件”，刺激日本朝野认清国际强权政治带来的现实危机，急切谋求割除积弊、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觉醒，使明治政府在治国理念和发展道路上选择了“强兵富国”的国策。

明治维新明确海军建设的目标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它仿效英式海军全面推行改革，1872年设立海军省，负责海军军政等事务；1893建立海军军令部，军令部长直属天皇，“掌管出师、作战、沿岸防御计划”等；日本海军实行以征兵制为基础，以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军人必须效忠天皇，征兵制让士农工商有自由之权，打破武士垄断军事的局面；兴办海军士兵学校，培养军官和军士，对普通民众普及军事教育，形成完整的近代海军军官教育体系；在军事装备上，成立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天皇每年从宫廷费用中拨出30万日元、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1/10，用以补充造船费用；注意吸收和消化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掌握独立设计制造军舰的技术，提高军事生产的自主能力。1875年，日本自己制造出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后又生产出更先进的铁骨铁甲舰，1890年，日本海军已拥有五万多名现役军人、31艘军舰和24艘鱼雷艇，排水7.2万吨，日本逐渐建成现代化海军。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日本政府错失理性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机遇，对亚洲近邻发动一系列侵略扩张的罪恶战争，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自我毁灭道路。

——摘编自唐晋《大国崛起》孙涛《试论明治早期日本海军的现代化建设》等

3 .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外侵略的祸水急骤囤积，欧洲和平格局被打破。希特勒虽然野心很大，想称霸世界，但他连“一举占领欧洲的力量也没有，只能一步一步地来实现他的扩张计划，或者先向西线出击，或者先向东线出击，而不能两线同时开战”。他下决心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竭力避免两线作战。在当时的局势下，制止德国外侵祸水的进一步溢出，是当时欧洲各国的共同目的，当时对希特勒最有效的制裁是苏、英、法结成可靠的、紧密的军事同盟，但是英、法一心实行纵容侵略的不干涉政策，处心积虑地祸水东引，挑起苏德战争以从中谋利，因此对苏联提出的苏、英、法谈判毫无诚意。1939年8月1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该条约的签订，是面对英、法的绥靖，集体安全无望，德入侵波兰之箭已成离弦之势，苏联不得不退而自保的产物。

——摘编自张玉璋李周全《外交推迟战争的范例》

材料   王国光于万历五年（1577年）出任吏部尚书，上奏《条议吏治书》，主张官吏选拔与考核不应受个人名声、资历的影响，而应注重真才实学和个人能力，做到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他重视对地方刑捕官员的任用及考核，提出以地方安危为重，应任当其才而不必拘于资格和凭照。他认为均平赋税、扶贫扶弱、抑制豪强使百姓安居乐业是地方官职责所在，针对地方豪强勾结官吏欺瞒隐漏造成赋役不均、税收难征的弊端，王国光认为应对参与其中和徇情枉法的地方官员采取有效的问责手段。对于官吏调处办法，他认为：“如果才力不勘繁剧、别无瑕疵者，方拟调简；其有瑕疵而才力难以遽弃者，拟以降用；调简者，授以相应简僻地方；降用者，不拘繁简，量才铨补，庶器使得宜，而惩过之典亦备矣。”他重申应区别官员任职.地方公务繁简程度，官吏在简地任职，则“事简而功绪易就”；在繁地任职，则“处繁而谤议易兴”。鉴于此，王国光还提出将府州县各地方繁简逐一重新核定，照旧分为上中下三等。万历皇帝对《条议吏治疏》深表赞同，诸条基本被采纳。王国光是明代高官，他辅佐张居正实行改革，对“万历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栗丽枝《<司铨奏草）所载明万历名臣王国光吏治思想分析》

5 . 材料诸葛亮（181~234年），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七岁时父母均离世。当时，正处于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群雄割据，战乱不已。诸葛亮的故乡也遭到了曹操军队的血洗屠杀。诸葛亮兄弟被迫离开家乡，在襄阳附近的隆中隐居下来，一边耕种，一边读书。他爱读兵法和《申子》《韩非子》等.著作，用心研究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诸葛亮经常和徐庶、庞统等有才华的年轻人交往，切磋学问，议论国事，并成为挚友。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又夺占荆州。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终因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于五丈原。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作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范志忠《诸葛亮》

6 . 材料   府兵制的创建是西魏宇文泰军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西魏大统八年（542），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逐渐建立起一套府兵制度。此后，征兵对象扩大为所有均田户，汉族士兵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府兵制共设八柱国为长官，以下分设十二大将军，再下为二十四开府。每个柱国的军队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士兵在农忙时劳作，农闲时练兵。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府兵的管理采取了早期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军官皆恢复或赐予鲜卑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等，军士一律以主将之姓为自己的姓氏，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镇军人的反汉化情绪，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府兵制历经北周、隋至唐中期，历时约二百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史》

材料   在氏族组织时代，以宗法制为内核的祭祀礼仪系统十分讲求身份层级的划分。这种礼俗间的分野、互斥，实则是贵族祭祀系统中的“位”（意为丛木标识的社祀）现菆象。庶民被拒于“位”外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中枢同民间社会在意识管控结构上的隔菆阂、断裂。面对战国时代激荡的社会变局，商鞅吸纳秦地尚武的族群基因，他垫平贵、庶之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爵制下的秦国社会走入了臣民身份重新界定，阶层重新划分，国家专制权力得以成功介入基层社会，传统五等爵制维系下的贵族秩序变成了军功爵制下的新的信仰秩序。秦地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由室家内祭向乡土外祀的转变，由宗族情感寄依转向了地域情感寄依，最终促成了郡县制帝国的形成。

——摘编自熊永《“菆位”于里社：战国秦地的民间信仰秩序统合》

9 . 材料   肯尼斯·戴维·卡翁达（1924--2021），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青年时，他不顾英国殖民当局的骚扰和监禁，坚持参与和领导赞比亚反殖民斗争，直到1964年斗争才取得成功。担任赞比亚总统后，他坚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还积极参与建立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赞比亚独立几天后，卡翁达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使赞比亚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卡翁达曾在联合国大声疾呼：“联合国中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错误的!”独立后的赞比亚，被列强封锁了出口通道。1967年，卡翁达总统借访问中国之机，请求中方帮助坦（坦桑尼亚）赞两国修建铁路，得到中方同意。1974年，他再次访华时，毛泽东在与其谈话中首次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关于中赞关系，卡翁达总统创造性地运用“全天候朋友”和“全天候友谊"两个名词加以概括。

——摘编自李杰《卡翁达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真朋友、好朋友》

材料　商鞅一元化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富国强兵”。商鞅认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只能是“刑赏”，而其中“赏”的内容和对象也必须是绝对单一的。在“赏”与“刑”之间，“刑”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应该单一地采用重刑。使“重刑”明确化、系统化的最佳手段是建立“法”。采用单一的重刑手段，而其直接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他主张用强制手段使百姓成份绝对单一化，其次是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进一步彻底单一化。商鞅一元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是以“外儒内法”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晓《“单一”而非“多元”：论商鞅思想的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