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396），古希腊杰出历史学家，自幼生活在雅典，曾任职于十将军委员会。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代表了古希腊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把古希腊哲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认真筛选和考证史料。他着重记述了雅典与外邦之间的贸易情况，并特别指出粮食贸易对雅典的重要性。他尖锐批评雅典统帅尼西阿斯因迷信天象而贻误战机的愚蠢行为，揭露神谕的欺骗性，认为在战争和历史发展中“人是第一重要的”。他善于用精炼准确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便让更多的人受到历史的垂训。

——摘编自朱寰、马克垚主编《世界史·古代史卷》等

材料   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中共为了克服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而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精兵简政的目标是我们党在精兵简政逐渐开展过程中思考总结出来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有五项，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就范围而言，精兵简政所涉及的有军队系统、政权机关、群众团体与教育等部门。就任务而言，精兵简政不仅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最终胜利，而且关系着人民负担轻重和根据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局势。就阶段而言，陕甘宁边区、晋冀鲁像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摘编自把增强《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六大特点》

材料   1937年10月，应中国政府的申诉，国联大会通过报告书，建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其他乌远东事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的会议，调解中日冲突。1月3日至24日，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190国与会，日本拒绝参加。会上，中国代表顺维的费来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功。但俞周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美系，谁都不愿率先制戴日本。控制会议的英美两国会前商定定不提出任何有损子对目关系的提权，这定会议精一无效果。会议最后通过的宝富只是强调九国公约的和平原则，要求停止战争行动，却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甚至连侵略方和抵抗方这种最基本的区别也未敢指出，便草草收场。这次失败的会议使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亚太地区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中国希望列强出面牵制日本的想法彻底落空。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

材料20世纪初的俄国，地主的大田庄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俄罗斯文明象征之一的古老的村社普遍存在，农民继续受到掠夺并走向破产。助荡与危机定：1906年7月，斯托雷平出任大隆会议主席。他主张在强权领导下与专统相结合进行改革，走谨慎的变革之路。他将最大的热情投向村杜的土地，推动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若干规定的变更与补充》的法令，规定农民有权从村社分离出来，有权使份地成为私产并允许出售。1911年6月11日，又公布《土地规划条侧》，规定农民的份地自动变为私产。斯托雷平改革使200多万农户退出村社，建立“单独的农庄经济”，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手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改革收到了经济上的奇效，俄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但村社依旧残存，直至苏联全盘集体化为止。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下卷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材料   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9月5日，罗斯福宣布实施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国输出军火武器。随后，在美国倡议下，拉美21个国家划定加拿大以南大西洋沿岸周围300～1000英里的区域为中立区。不过，罗斯福深知，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不能仅靠这种安全区，更有赖于英法两国的继续存在。面对国内孤立主义者掀起的全国性反对修改中立法的攻势，罗斯福争取到部分共和党人的合作，10月27日和11月2日，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批准修改中立法，撤销武器军火禁运条款，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当时英法的购买能力和运输能力强于德国，这一政策对英法有利。但在东方则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因为中国无力自运。

——摘编自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美国通史》等

材料维新运动期间,一批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改良派,主张发展实业学堂,认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在乎学校。”维新派认为,西方各国的强大,在于“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之强大,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广设专门学校之举指,以达到“通经济变人才”的目的。1898年,康有为奏请设立各省农务学堂,并请“开农报以广见闻,开农会,以事比较。每省开一地质局、译农学之书,绘农学之图”。同年,清政府下诏“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其各省州府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著一体认真举办”。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设立江宁农务工艺学堂;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奏请并经总理衙门议准设立矿务学堂;两广学务张鸣岐在广西设农学堂;江西绅士蔡金台等在高安县地方设立蚕桑学堂;端方于京师专设农务中学堂等等。

——摘编自《中国近代早期职业教育的命运一一以清末实业学堂研究为例

材料陶行知（1891年-1946年），人民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致力于充满艰辛而富有社会意义的教育生涯。面对民国初期乡村教育凋敝和乡村教师队伍亟待建设的现状，他创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等文章，倡导中国乡村师范教育应该“建设适合乡村世纪生活的活教育”，提出培养乡村教师要“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他提出新教育的目标是“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陶行知先后成立国难教育社和中国战时教育协会，拟订《国难教育方案》，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还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其办学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毛泽东和宋庆龄等称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万世师表”。

——摘编自人民网、康晓伟《陶行知与乡村师范教育》等

9 . 材料诸葛亮（181~234年），琅琊阳都人。诸葛亮七岁时父母均离世。当时，正处于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权，群雄割据，战乱不已。诸葛亮的故乡也遭到了曹操军队的血洗屠杀。诸葛亮兄弟被迫离开家乡，在襄阳附近的隆中隐居下来，一边耕种，一边读书。他爱读兵法和《申子》《韩非子》等.著作，用心研究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诸葛亮经常和徐庶、庞统等有才华的年轻人交往，切磋学问，议论国事，并成为挚友。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又夺占荆州。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终因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于五丈原。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作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范志忠《诸葛亮》

材料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采取改革时，对鲜卑不符合时代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一系列诸如语言、文字、服饰、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文化思想方面尊儒学，崇孔子，力推儒家核心思想，文字方面学习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文字——汉字，这些措施对促进其治下的各族人民交融，作用不言而喻，进而对铸牢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举足轻重，十分关键。虽然孝文帝拓跋宏在改革时有一些做的不好的方面，但从整个历史的进程上来看，仍不失其积极的一面，对促进社会进一步整合，起到了关键作用。

——摘自《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