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陈宝箴（1831-1900），字相真，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清末著名爱国维新人士。陈宝箴从小“生而英毅，顾视落落然”，“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1853年，咸丰为维护清朝统治，命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陈宝箴“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与太平军作战。

1860年入京会试，不第留京，值英法联军陷天津，入北京，火烧圆明园，陈于酒肆遥见火光冲天，捶案痛哭，惊其座人。为求仕途，陈赴南京投奔曾国藩，深得器重。1868年秋，经曾国藩叙功保举，遂入觐。1895年1月，光绪帝因淮军屡败，起用湘军，陈宝箴奉命督湘军转运，其所治粮台虽为军兴以来所“仅见”，终不能挽救清军的失败。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高涨起来，陈宝箴被擢为湖南巡抚。“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决心举行新政，以展爱国抱负，以挽国危厄运。在他的积极倡导全力支持下，湖南各项事业次第蔚起，风气大开，深得光绪皇帝赞许。1898年秋，陈宝箴以“滥保匪人”罪遭“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1900年去世，享寿七旬。

——摘编自饶涛《陈宝箴思想探析－从湖南新政看陈宝箴思想辙印》

材料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在变法时，曾批判了当时对奴婢的不合理处理，拟用朝廷命令的办法，取消“奴婢”之名，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下诏令：“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栏），制于民臣……逆天心，悖人伦，谬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今更名……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东汉初年，光武帝下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26年）至十四年（38年），共下令六道。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因贫穷而被“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在建武十一年（35年），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1980年到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下科威特的债务为140亿美元。伊拉克希望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降低石油产量，上涨石油价格，获利后偿还债务，并声称它作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缓冲地在两伊战争中为所有阿拉伯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当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皮克林积极说服安理会通过旨在谴责伊拉克并敦促其从科威特搬军的决议案，8月6日，联合国通过了要求各成员国支持对伊实施制裁的决议案。布什积极做西欧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努力说服他们支持美国提出的决议，并争取赢得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动员建立一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由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组成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联盟。1991年2月27日联合国联合军队的军事行动宣告了伊拉克的失败，恢复了科威特的主权。

——摘编自李凤菊《两次海湾战争时期的英国对美政策》

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总方针，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税收制度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财税部门全面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税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适应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破除“税收无用论”，确立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即：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扩大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体现在利润分配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利改税”为突破口，我国进入工商税制全面改革时期，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有效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问题，对于搞活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制改革三十年》。

材料 刘青霞（1877~1922）,同盟会成员，近代著名女活动家、教育家、政治家。其父两广巡抚马丕瑶，为官清正廉洁，乐于济人。长兄吉森是著名实业家，次兄吉樟曾任湖北省臬台，但思想较为开明，支持革命党人。

1905年刘青霞随兄赴日考察，接触了孙中山及同盟会人士。当她了解到留日学生因经费问题不能办《河南》杂志，即慷慨捐资，使该杂志在东京出版。其后，她与友人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月刊，宣传妇女解放。1908年参与创办公立中州女子学堂附小；1909年，在尉氏创办河南第一所女校－华英女子学校；又捐地2公顷，兴办蚕桑学校。她不但资助办学，还修建桥梁，开办“孤贫院”、“平民工厂”。回国后，捐巨款资助同盟会河南支部；同盟会员张钟瑞由日本返国，策动起义，她设法予以掩护。民国初年，被选为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她曾两次对孙中山表示要拿个人全部财产报效国家，这一愿望在1922年得以实现。同年末，刘青霞因积劳成疾去世，享年45岁。

——摘编自《中国档案报》总第2210期

材料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明朝的科举制度被逐渐腐蚀，成为一种文官集团内部拉帮结派的工具。录取考生的主考官可以成为这些新进士的“座师”，以师生关系为名，座师提拔学生，学生孝敬座师，结成私党。

为消除科举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从嘉靖七年开始，各省的科举考试改由中央委派，不再由地方自主管理。而且明确规定，录取的文章要求文风朴实，说理明白，对于空谈大道理、辞藻华丽的文章一概不予录用。后来把改革第一年录取的进士的文章，挑选了一批范文结集出版，颁行天下，以端正文体。在这个文集的序言中，指出了好文章的标准之一是：“于圣贤经义亦多发明，与古义无甚远。”即鼓励考生对儒家经典上的说法阐述自己的思考，有所创新和发挥。

嘉靖年间的科举考试录用了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勇于突破常规的人物，包括后来隆庆变法的主持者高拱、万历变法的主持者张居正、抗倭英雄胡宗宪、谭纶、唐顺之，著名清官海瑞等。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材料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数上书论事，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命与王洙并校司马迁、范哗二史。书奏，擢集贤校理。范仲淹贬饶州，谏官御史莫敢言。靖言……落职监筠州酒税……靖繇是益知名。庆历中，仁宗锐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谏官员，使论得失，以靖为右正言。靖在职数言事，尝论夏竦奸邪，不可为枢密使；王举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独守渭州，恐败边事。其说多见纳用。会西鄙厌兵，元昊请和，议增岁赐。靖言……不必曲意俯徇，以贻国羞。擢知制诰。侬智高反邕州，乘胜掠九郡，以兵围广州。朝廷方顾南事，诏以广南西路委靖经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结援交阯，而胁诸峒以自固，乃约交德政会兵击贼于邕州，备万人粮以待之；又募侬、黄诸姓酋长，皆縻以职，使不与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孙沔将兵共讨贼，贼平。迁尚书工部侍郎。知广州，官至工部尚书，卒。特赠刑部尚书，谥曰襄。

——节选自《宋史·余靖传》，有删改

材料   1928年8月27日，英、法等国代表签订《巴黎条约》（即《非战条约》）。同一天，美国向18国国家发出了邀请，建议加入公约。中国南京政府代表于1928年11月27日在华盛顿签字加入该条约。1928年4月至8月期间，苏联对美、法未邀请苏联参加签署非战公约表示不满，一方面表明苏联愿意加入公约，另一方面谜责把苏联排除在外。苏联要求加入公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和扩大苏联的国际联系与合作。苏联最终于9月5日正式签字加入公约。但苏联对公约提出保留，苏联的保留为：“公约的最先参加国在外交文书往来中提出的保留对苏联没有约束力”。此外，“苏联政府认为不但是宣布战争，而且连由任何国家已开始的一切实际军事行动，不管这些行动有如何辩白理由，均应视为破坏公约的行为”，先后有60多个国家加入非战公约。

——摘编自王绳祖《国际关系史》

材料   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拉开第二轮工资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工资改革依然要求基本工资按照等级划分，新合营工厂企业也应用新的国家等级工资标准。“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适当扩大高等级工人和低等级工人之间工资标准的差额”。《决定》提出，必须改进企业奖励制度，强调“按劳分配”，将奖励与个人生产效率切实结合起来，达到“促生产”的效果。同时，对部分特殊时间内的工人工资作了明确的规范，还发布了停工津贴的暂行规定。1957 年9月，工资改革基本结束。通过这次改革，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实现了初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也统一了内部的工资制度。

——摘编自孙洁《1950年代工厂工资改革的利弊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