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先秦时期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中记载“大司徒”负责实行荒政和救济孤寡等;“遗人”具体负责日常及灾荒时的救济与施舍;《周礼•地官司徒》中记载了“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十有二曰除盗贼”等荒政措施.还规定了“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购（救济）”的救助措施；在为齐宣王解说周文王如何治理国家时.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强调“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墨子主张通过利他和利我从而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
(1)根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社会保障思想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说明先秦时期社会保障思想的特点。
| 主张 | 出处 |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论语·为政》 |
| 明君制民之产（保证农民拥有一定的耕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 《孟子·梁惠王上》 |
| 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 《墨子》 |
|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 《道德经》 |
|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 《韩非子·有度》 |
材料一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诗经·大雅》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尚书·禹贡》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左传·昭公六年》
天命禹敷土（平治土地），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
——遂公盈（xǔ）铭文（遂公盈，西周时期青铜器）
材料二 孔子曰：（禹）敏给克济，其德不回（违背），其仁可亲，其言可信……
——《大戴礼记·五帝德》
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用葛藤把棺材捆住），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墨子·节葬下》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1)材料一关于禹的记述分别属于哪种类型的文献史料，举例说明。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阐释先秦时期儒、墨、法家记述的禹形象。
材料 孟子征引孔子的说法：“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面对“天下恶乎定”这个问题，孟子说“定于一”。 墨子的政治梦想是“尚同”，建立一个层级鲜明、纪律严厉、绝对整齐划一、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一”。他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二贵”“夫妻持政”是祸乱的原因。
希腊人极为推崇城邦独立自治制度，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希腊人容忍并且享受分裂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城邦领土的过度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意味着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
(1)概括材料中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古希腊人认为“过大的国家不利于公民民主的实行”。这一矛盾在近现代是如何得以解决的？请运用世界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令尹和韩非子对于儿子告发自己父亲这件事的看法，并指出他们看待此事的出发点。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要评述《唐律疏议》的上述规定。材料 韩非子之所以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不单单是他将三家的法、术、势进行了综合，更为关键的是，韩非子以国家治理中的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人性的基础上，韩非子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人性。因此，他的人性分析并不是在道德层面进行简单善恶的区分，而是将人看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的个体，进而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韩非子认为：多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具有经济性的特征，即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有目的性，而这个目的的深层动力就是获得利益，或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这个目的也决定了人们思考和行为方式。这和20世纪初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基本是一致的。
基于此，韩非子主张：“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 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爱惠之不足，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予百姓者也”、“明君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摘编自李宏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子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子思想主张的影响。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孔子、老子、墨子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三人的主张进行整体评价。
材料一 下表为墨子的部分言行。
—摘编自陈敬、鲍家树《论墨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材料二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实践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政府在各项社保措施中充当着责任主体，扮演着制度制定与推广、提供财力支撑和检查监督的角色，并且在具体安排方式上具有了宏观调控经济思想的萌芽。无论是《周礼》、《管子》、儒家还是墨家，他们社会保障思想的基础都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摘编自姜英杰《先秦时期社会保障思想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墨子的社会保障思想。
(2)根据材料一二，分析先秦社会保障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材料一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之首要内容在于“立法”，在于“明法”。韩非认为所谓“立法”，一是否定“仁义”“德治”，强调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二是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即“舍法任智则危。故日:‘上法而不上贤””。三是需要稳定，立法不可朝令夕改，即“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四是所立之法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立法之后，便是明法。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韩非认为，即使君主拥有才能智慧也不能随意地驱使人臣，背离法度进行治理；臣子有贤能之举也不能在取得功劳之前获得赏赐；臣子忠于信义也不能不受法令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
——摘编自雒晓辉《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材料二 17世纪后半叶，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系统的法治思想。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力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证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形态的确立来自立法权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都应视为立法机关的授权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可以收回其授权或者对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洛克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国家行使立法权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福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使权力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收回其所赋予国家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机关并非经常有工作可做的，因此没有必要一直存在，如果其一直存在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他们自己位于所制定的法律之上，侵害人民的权利。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完相应法律之后，应该重新分散，使他们自己也受所制定法律的约束，这样就能使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更加注意为公众谋取福利。
——摘编自尹建军《试论洛克立法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与洛克法治思想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洛克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 韩非的法家思想秉持一种更为阴暗的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而控制这种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刑酷法。他洞悉法令与权势、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灵活的统治权术，并将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举措与主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独制”即大权独揽，不与“臣共”。治国理政则“以法”，主要对象是治吏，以制度选官管官；法在用于“治民”时则“君臣共操”，贯彻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为应对狡猾的官吏和刁蛮的民众，在法令的约束之下，还必须巧谋诈略，玩权弄术。三者之中法令宜优先，“以法为本”，否则，缺乏保障君权终身与世袭的制度，失去对臣民的规制、督察和赏罚，将会导致篡权和动乱。
——摘编自段秋关《再识先秦法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