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唐太宗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和亲政策，并加以发展和创新，积极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上层联姻。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后，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约十万户突厥人移入中原，保全其部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从中挑选百余人担任京官武职。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出巡灵州，与诸部落首领会盟，史称“灵州会盟”。随后，唐朝在漠北建立羁縻府州，西北地区由战乱走向和平。

——摘编自王朝海《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称为“天可汗”？》

材料二   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文明的衰亡都与异族的入侵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尽管中国古代也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亦或异族入侵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无论如何，后来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承认前一王朝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摧折，反而通过不断吸纳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最终不分夷夏，更加枝繁叶茂。

——摘编自郭晓东《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已》

中国民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艺术观念，人生观，世界观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所倡导的“礼”是中国传统伦理审美的基础……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唐代妇女服饰的风格千姿百态、艳丽华美，而宋代妇女服饰则拘谨保守、淡雅质朴。与唐代妇女服饰的开放相比,宋代妇女服饰走上了简约的道路,发生这一显著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材料一：饮茶文化的兴起始于南方，直到唐朝中晚期北方人民也开始大量地饮茶，茶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物，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著名的茶马古道始于唐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的需要使得茶叶被大规模种植，为促进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著名的青瓷和白瓷，同时烧出了成熟的黑、黄、唐三彩以及彩釉等瓷器，这些瓷器的出现为泡茶工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使得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唐宋时期出现的禁酒令也为饮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人们以茶代酒，进而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唐诗宋词中的文化元素，及时行乐、豁达不羁、为国效力等思想也为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奠定了古朴清新、积极入世的核心内容，这可能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以及宗教有关。这一时期的文人墨客大都讲究“天人合一”……

——摘编自余飞《唐宋茶文化的兴盛原因及其与人之心性修养的研究》

材料二：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摘编自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