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借鉴夏商以方国、部落为主的统治体制弊端的基础上，西周采取大量分封同姓为地方诸侯，将分封制和宗法制牢固结合在一起。无论同姓子弟还是异姓诸侯，接受了周天子的封赐后就成了“小宗”，而周天子则是“大宗”。用这种称谓意味着受封诸侯都被纳入了周王室的宗法网之中。宗族内部长幼、嫡庶和尊卑之别的“礼”成为了周的政治规范。

西周分封示意图

——摘编自李龙、李策《中国古代分封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为了削弱地方势力，赵匡胤便把所有的地方军队编为中央军队——禁军。派人做一些木人发给各地方作标准，凡是体格符合标准的壮丁，都编入禁军。地方剩下的都是些老弱残疾，编为厢军，他们只能修桥补路，要造反也造不起来。此外，地方自唐以来，一个大州管几个小州，叫支郡。宋代取消支郡，一个州就只能管一个州。把州郡的财政也收归中央，又规定以文人知州郡，这样，即使一个大州也不能和中央抗衡，地方就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邓广铭等《中国古代史讲座（下）》

材料三   元朝在完成全国大统一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固定为辽阳、陕西等十行省，成为地方的最高统治机关。行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与宋地方长官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掌的体制相比，元的行省拥有的权力要大得多，但仍是“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行省制度的设制，是由当时境土辽阔、交通不便，以及蒙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地原来深刻的矛盾没有缓和，而民族矛盾又形尖锐的形势需要所决定的。行省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行，其区划也基本上从元代开始确立。

——整编自周良霄等《中国断代史系列·元史》

材料一   从周平王东迁前后开始，“中国”的周边地区，特别是在南方的“蛮夷”地带，随着生产手段的进步，农田不断被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除了移居中原的，当地的人们也越来越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出现主动向“华夏”靠近的趋势，结果使得蛮、夷、戎、狄地区自身也逐渐转化为“中国”。……转化的动力，都在于他们认同华夏文明是一种比他们自身原有文化更加卓越的文化形式。

——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材料三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推动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