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不是先秦儒学简单地翻版或复兴，而是新的重建。从本质上说，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已基本背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方向而倒向神学。他企图通过对天有意、志、理、数的十大要素的规定，通过天人比附，抬高并神化世间君主（天子）的地位，以神权来加强王权；通过对天志、天道的揭示，以天志之崇阳而贱阴论证了人世的三纲秩序，并为儒家德治主张提供了顺天依据；以天道之五行为儒家的伦常和设官施政提供了行为定式和模型。

材料二   儒学经汉儒的重建而走向神学。汉以后，儒学式微而被玄学、佛学取代。至隋唐，随着佛学被中华文化所消化，儒学开始复兴。唐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学是中华自古以来治世的唯一正道。宋代儒者，以重建道统为己任，重新确立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并以民间讲学的方式，传播和弘扬儒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一个光辉时代，历史上一般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宋明儒学的重大贡献是复活并弘扬了先秦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把孔孟的仁学或心性之学用发得博大精深，并以此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充盈的理学和心学。晚明三大儒对儒家的事功之学有补益，并在政治理念方向有较大的突破。

——材料一、二均摘自陈红太《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一   秦代实施焚书禁学，使民间学术和教育活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统治者从秦代禁止私学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民间学术活动是不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控制思想意识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关键要注重实质内容，无需在形式上过多计较。既然太学招生名额有限，地方官学一时也难以普及，那让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只要教学内容符合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又何苦不由其为呢？因此，汉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

——摘编自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   自《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传教士不断深入内地，教会学校也随之增加，教会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增多，以及由外国控制的中国海关、邮局等机关急需人才，同时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也需要懂西学的人才，这就给教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会学校向更高层次发展。1877年，在上海举行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基督教传教士为何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注定要出现的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能正确控制和指导，就会为基督教取得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

——摘编自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材料三   1937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出要“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毛泽东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决定实现“改订学制”“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及“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政策。1940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中提道：“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两年时间内，边区增加了2万以上的非文盲。小学的学生数量由1937年的约2000人增加至1939年的20401人，增加了10倍以上。

——摘编自李斌、张应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0 . 在汉代政府构建的信仰体系中，天国出现了统一的至上神——太一神，地祗以后土最为尊贵。与此同时，统治者还将地方行政组织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这些举措表明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