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现代外交制度是主权国家运行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外交政策的成长、国内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国内舆论对外交事务的日益重视，外交决策模式在内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其制度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1949—1976年，很多外交决策往往通过外交部或者其他外事部门上报文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的方式决策。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几乎天天要审阅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甚至连为法国学生开办暑期汉语培训班、援助肯尼亚体育综合设施之类的事务都要经过邓小平的批示。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一些事务性政策、例行性政策、常态性政策的决策权力被下放，明确规定只有那些牵涉重要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议题必须交给中央决策讨论，其他一些次要的外交政策议题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或者由外交外事部门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外事决策往往由外交部、外经贸部、文化部等部委甚至司局级单位经过讨论达成共识后形成部委的意见和政策。

——摘编自赵可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材料一   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摘自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材料二   21世纪以来，中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对稳定世界发展所做的贡献日益显著，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在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和行动，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摘编自严文斌《解构百年大变局之“变”与“局”》

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在非洲援建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惠及50余万当地民众；举办了100多期减贫培训班，为116个发展中国家培养减贫专业人才近3000人。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强大动能。

——摘编自齐玉《积极促进国际减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