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2 年，为了应对艰苦的斗争，列宁提出共产党需要由一批“职业革命家”来担当。申请入党的只能是工人阶级与劳苦农民阶级，真正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绝不能仅仅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应该更加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这背后都是由于列宁将党的纯洁性看得比规模更重。根据列宁的建议，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党的纪律”第一次作为单独一部分被写入党章，将严格的纪律要求作为“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

——摘编自李佳金《毛泽东对列宁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材料二   中共一大将自我革命的要求写入了党纲。 中共二大文件写道：“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不仅标志着建党伟业的完成，而且成为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伟大开端。

——摘编自谢迪斌《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发展动力》

材料三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 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

材料一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材料二   

——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

材料三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

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出来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

——季盟、谢泳选编《胡适论教育》

材料   国共两党早期党章中“基层党组织建设”比较

——－李忠杰《国共两党早期党章比较》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和建设实践遇到的新任务和新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边求人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分析》

材料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摘编自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