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
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
其次，在整个近代中国，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这种动力经久持续。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即抛弃旧中国的成分，采纳近代西方的东西。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从秦汉开始，中国逐渐形成天下共同体的观念。在古代，天下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反映了儒家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华夏与蛮夷的界限是模糊的、相对的，所需辨认的乃是是否有文明，是否接受了中原的礼教秩序。因此，这一观念成为普遍适用于华夏、蛮夷在内的全人类的价值。但是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被迫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中国社会政治危机与道德、信仰危机先后发生，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
材料二 现如今，虽然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之前，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打破资本逻辑为全球化秩序所戴上的陈旧桎梏。……与过去两百年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资本化有所不同，新时代全球化意味着彼此之间突破固有屏障、日益展开密切的全方位交流。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零距离”“零时空”的态势。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天下共同体观念的特点，并简述晚清以来“新的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因及意义。
| A．英国、日本——原生型 | B．德国、美国——感应型 |
| C．法国、美国——次生型 | D．中国、日本——感应型 |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与西方在传统“信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传统“信用”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近代国学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晚清到辛亥，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提出“用国粹激烈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的著名口号，倡导保存捍卫国学。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人们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中国的文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北大、燕京大学纷纷设立国学研究学院，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他们认为国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应当始终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连接在一起。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资料》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了又一波“国学热”，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
——周琳《当代国学热的表现及评价》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学发展的背景和变化历程
（2）据材料二并结合时代背景，谈谈你对当下国学热的认识。
材料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1949-195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既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又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强调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改善民生，突出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196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铁人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时代精神反映了这一时期核心价值观的魅力。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示范性作用，注重用文艺作品进行宣传与普及。
1978-1992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富裕、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五讲四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教育活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日益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渐趋复杂，党和国家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直至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采用了多样化、综合化、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如主题教育、体验式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现代媒体平台运用等方式。
——摘编自韦冬雪、陈元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迁探要》
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时代变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化”进行探究，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作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任选两个时期的史实加以阐述，做到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 16-18世纪中西方出现的部分文化现象。
| 1590年，李贽出版《焚书》。1602年，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入狱。 |
| 1601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向明神宗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天主像、圣母像等。次年在中国刊印了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 |
| 1607年，由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式出版，使西方几何学第一次传到我国，对我国的几何学发展起了十分重要作用。 |
| 1612年，《泰西水法》由意大利传教士讲授，徐光启根据笔记整理，并结合中国的水利机械情况经过实验后编译成书。后被收入《四庳全书·子部农家类》和《农政全书》。 |
| 1613年，耶稣会士曾德昭到达中国，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
| 1663—1679年，黄宗羲于慈澳、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
| 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在日内瓦出版。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也对中国有不少论述。伏尔泰借用中国儒家思想对当时法国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 |
从表中提取至少两条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 A．罗马法充分保护平民权益 | B．妇女地位逐渐与男子平等 |
| C．执法者具有任意裁判的权力 | D．罗马法在实践中具有灵活性 |
材料一 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理论在商周时期已经产生。古代城市具有“城”和“市”的两重身份，但倒重政治、军事功能。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为政治统治服务，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城市中的广场、牌坊、庙宇等常常与当地的历史、风俗有密切联系。近代，仿西方而修建的公国等休闲娱乐场所逐渐成为公共空间结构的新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不仅突出了广场、街道，还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而且引入了社会资本和群体参与。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公共空间结构打破了中世纪的封闭状态，宏伟的林荫大道和广场，布局讲究严道的几何构图，体现着人对社会和自然的有力拉制。19世纪以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产生了一系列城市公共空间环境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人与环境、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等矛盾，20世纪初以来，英美等国着重从美观舒适、卫生条件的改善、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等方面加强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欧洲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注：指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还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比较重要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接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能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在治税思想上，近代西方国家确立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普遍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而且，在西方所谓的法律仅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纳税普遍原则和征税确定性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税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税收较古代有何新变化；并简析其主要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古代中国，说明近代西方国家税收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