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过后，西德满目疮痍，经济停滞不前。德国农村土地广阔，劳动力低廉，吸引了企业家的眼球，而政府又通过财政支持等手段鼓励工厂搬迁，于是大规模工厂转移至农村。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府希望采取土地合并的方式缩小城乡贫富差距。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许多城市居民为了追求宽敞的住房，良好的空气而迁往乡村，无计划的返乡导致村庄失去原有的特色和魅力。1976年《土地整理法》得到修订，“村庄更新”明确写入德国法律条文，推行的建设项目着眼于保护古建筑，发展村庄特色，走绿色发展道路。村庄更新便从土地整理和土地改革的工作范围内衍生出来关于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并纳入整个规划体系。村民们也积极参与对村庄更新项目的整个过程，提出自己的建议和利益要求。21世纪后，村庄更新着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等多个产业，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科技农业，主要方向有环境农业、原料农业、基因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摘编自常江等《德国村庄更新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材料二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与主要进口来源国农业合作，推进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建立稳定持续的农业合作关系。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摆脱贫困和巩固脱贫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同时，多举措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延长乡村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建设。强化乡村产业振兴的人才、技术、市场、土地等要素保障。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乡村振兴，促进乡村生态高质量振兴的融合共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发展。城乡融合程度是检验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标准，把乡村振兴工作统一到城乡融合中来，不断促进城乡融合水平提升。

——摘编自张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强国的路径研究》

材料一   明朝修筑长城，“控制山谷，扼守高地”“立烽堠，实兵马，辟灌莽，广屯田”。北方各族“求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明统治者认为：“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后明政府在大同、宁夏、延绥等地设立马市。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纳款，马市互易，边疆无警，畿辅晏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互相依存与交往。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工关塞所隔绝不了的。即使在战争期间，通过长城内外的贸易往来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1939年，春夏之交，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国民党爱国将领马鸿宾所率81军，多次打退日军在绥西的进犯，取得绥西抗战的首次大捷，极大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马鸿宾在军兵训练班中培养的回汉青年军官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回汉团结成为英勇的宁夏军队强大战斗力的有力保证。

——周靖程《民国时期宁夏政治史研究》

材料三

——王巍《中共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研究——以建国前后宁夏为例》

材料四   1996年5月，福建与宁夏建立扶贫协作对口帮扶关系。在22年间，十批干部援宁。据统计，目前仅福建省第十批援宁工作队就已实施特色产业帮扶项目97个，带动贫困人口脱贫4321人。借助阑宁协作的巨大推力，不少福建企业进驻到宁夏闽宁镇，不仅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更带动了当地葡萄种植、光伏农业、肉牛养殖等几大产业。22年间福建省参与对口帮扶的市县区不断创新帮扶举措，先后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6.2亿元，帮助宁夏盐池、海原、彭阳等十个对口帮扶县区，兴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项目，培育壮大了种植养殖、电子商务、食品加工、服装制造等一批区域特色产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22年闽宁协作改变了啥》2018年7月19日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材料   十八大以来，云南举全省之力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省93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围绕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云南省坚持发展特色产业。“十三五”期间，云南第一产业增加值从全国第14位跃升到第9位。目前，云南正在实施“一县一业”工程，组织全省129个县选准主导产业，制定高质量推讲方案，借助现代技术力量，聚合资源发展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云南坚持推进农业绿色有机发展，并率先在滇池、抚仙湖、洱海等九大高原湖泊流域试点建设。云南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农民融入农业全产业链条，合理分享各个环节的增值收益，高水平促进农民生活富裕。据统计，2021年前三季度，云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9%.

——摘编自谢晖《走出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云南路径”》

材料一：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和野蛮扩张以及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顽固，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不可能通过改良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中国历史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含了“天下大同”、“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其世界意义是希望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世界秩序，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张志恒《多重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材料二：西方现代化道路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原料产地、商品市场，都是通过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殖民得来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攫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导致出现贫富分化这个难以克服的顽疾。……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极端的利己主义以及随之带来的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是庸俗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娱乐主义。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进程中，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标识。

——吴龙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三个维度——基于中西现代化道路的比较分析》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材料   2016年（“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浙江省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截至2019年年底，41件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实现“一件事”全流程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可办比例达80.5%，跑零次可办比例达97.4%，“一证通办”民生事项比例达91.4%，工业项目全流程审批实现小时制，开办企业压缩至分钟制。一些城市街区，设立了常规民生事项“免下车即办”专区，根除了市民“办事几分钟，找车位可能要花几小时”的烦恼。2020年，浙江省政府印发《2020年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的目标，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成为常态。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获得中央肯定，其撬动全方位改革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向全国。

——摘编自闵楠、唐薇等《用“最多跑一次”撬动全方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