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贾湖遗址酒石酸的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陶杯、陶尊、陶盉的考古发掘，昭示出酒的发明当在7000年以前。中国最具特色、最著名的是以粮食为原料酿造的黄酒、白酒。早在《尚书·酒诰》中，“德”字主要指与政教联系紧密的酒德，是酒礼的内在道德规范，强调饮酒要求适中、平和、有节，“酒以成礼”、“宴以合好”。我国古代有“尊”“壶”“角”“献”等各种各样的酒器，酒器种类的繁多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由于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通过不同的酒器代表不同的身份。酒在民俗生活中与趋吉避凶、祈福禳灾等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这种民间纯粹功利性、实用性的祈求，均能通过酒祭、占卜、神供、祈禳、禁忌等途径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是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创造。

——摘编自万伟成《中华酒文化的内涵、形态及其趋势特征初探》等

材料二   西方文化中不乏酒的传说，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身兼酿酒者和葡萄种植者的庇护神和艺术之神。从公元前7世纪起，每年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希腊城邦的人们都会举行祭祀酒神仪式——“大酒神节”，歌颂狄奥尼索斯的丰功伟绩。西方人把葡萄酒视为“神授”之物，试图通过酒神崇拜使饮者自律。西方酒器多是玻璃制品，讲究透明，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的使用杯子，如鸡尾酒杯、白兰地酒杯、香槟浅碟杯、白葡萄酒杯等。西方人饮用葡萄酒的礼仪，则反映出对酒的尊重，在品饮顺序上，讲究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等，按照味觉规律，逐渐深入地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

——摘编自饶清清《中西酒文化差异比较》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以土地制度为基础，随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西汉实行编户制度，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依据，农民从此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整的赋税徭役制度正式形成。隋朝及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则是封建社会前期税收制度的集成和创新。唐中期以后采用了“两税法”，以财产和土地为征收的准则，统一了税收制度。宋朝时期，王安石构建的“方田均税法”，反映了公平税负的思想。明中期直至清初实行“一条鞭法”，把过去的所有征收项目合并起来征收，化繁为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到清雍正年间，实行地丁合一政策。

——金玉佳《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田赋仍是清政府的主要来源，田赋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关税、盐税等工商业税在国家赋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海关受帝国主义控制，关税的增加是以牺牲关税主权为代价的。北洋政府时期，赋税制度仍然维持着“田赋、关税、盐税、厘金”的赋税结构，由于军阀割据对经济的阻碍，逐步明确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整顿了关税和盐税，废除了当时的厘金，形成了中央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地方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赋税结构，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抗战期间，中国领土的逐步沦陷使中央的各项税收锐减，国民政府实行了战时财政体制。三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南京政府加重对人民的榨取，苛捐杂税不断加剧，将中国的经济带到一个濒临崩溃的境地。

——赵永文《中国近代赋税制度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