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中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开放战略，但总体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是敌视或封锁的态度。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发展：1952年，工业GDP 占总GDP的份额仅为17.6%，1978年达到了44.3%；1978年，中国粗钢产量、煤产量和发电量的世界排名分别达到了第5、第3、第7位；1953-1965年期间，中国重要工业部门从无到有，涵盖能源、冶金、化工、民用机械和国防工业等部门。

材料二   近代以来，工业化是无数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推进工业体系建设的进程中，采取过政府推动型工业化模式和市场拉动型工业化模式，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会受制于他国或成为他国附庸，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或与外界隔绝。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晗李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历程》

材料一   左宗棠于1877年上奏清廷，提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建议新疆设立行省，清廷并未应允。1881年，清政府收回伊犁后，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在新疆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加快恢复新疆的经济生产，让各族人民尽快安定下来。1882年，刘锦棠根据自己在收复新疆时的所见所得，拟写《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上呈光绪帝，规划了具体的建省方案。已经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再次上奏，表示若不及早将新疆建省规划，则“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拚飞，后患方兴，前劳尽弃”，新疆恐再落入列强之手。1884年，清廷终于颁下谕旨，宣布新疆设省，任命由刘锦棠出任新疆首任巡抚。

——摘编自郭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

材料二   建省前，新疆南北疆经济法律制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南疆存在不合理的赋税。建省后，南疆废除按丁抽税，与中原赋税统一，实行按照田地征收赋税制度，民众只需给国家纳粮，直接构建起清朝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建省后，清朝在南北疆一体推行郡县制，并改革新疆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满、汉、少数民族均用。从建省至清末，新疆巡抚9人中满人1人，其余均为汉人；地方基层政权中，大量汉人担任道、府、厅、州、县官吏，成为清朝管治新疆地方行政的主力。

——摘编自欧宗瑛《边疆危机背景下的清末新疆建省与城市发展》等

材料一 岛上（海地） 有约三万名自由之身的白人，还有人数约略相当的黑白混血儿和四十八万名奴隶。蔗糖使奴隶这种古老劳力和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块儿，甘蔗园或许是世上最早的现代工厂，它有一大批严守纪律的工人，园主常是不住在当地的法国资产阶级显赫人士，例如商人、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与法国的殖民意向相冲突，岛上的矛盾情势随之引爆。巴黎的革命人士愿意将选举权扩大适用于海地的自由白人，乃至自由的黑白混血儿，却无意废除奴隶制，以免断掉法国岁入的一项主要来源。于是，海地的黑人雅各宾党决定自行解放，从而爆发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族解放战争之一。

材料二 经历百余年奴隶政权的严酷统治，这些得到自由之身的黑人决心放个长假。重返工作岗位后，他们不愿替甘蔗园卖命，反而展开土地改革，将大庄园分割成小块土地。同时，独立后的海地赫然发现自己基础设施贫乏，资本稀少，农民未受教育且无治理经验。占人口少数的黑白混血儿贵族兴起，他们剥削广大农民图利自己，国家却几乎停滞不前。贵族统治不稳时，美国出手相助（1915—1934年遭美国占领），以维持“稳定”。海地找不到可取代糖的产品，这处热带天堂变成悲惨贫困的落后地区。

——以上均摘编自[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重高达70%以上，而重工业所占比重不足30%，畸形的工业结构严重阻碍了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正处于激烈的较量之中，“一边倒”成为我国的外交战略，在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的背景下，苏联的工业化模式成为我国的学习对象。面对亟需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现实要求，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摘编自杜思雨、白晋博《“一五”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建设的探索与基本经验研究》

材料二   “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部分）

——摘编自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三   从1953年至今，我国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五年计划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方面五年计划不断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在历次五年计划指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又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方法论。

——摘编自李少青《中国共产党运用五年计划领导经济建设的探索及其基本经验》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