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

材料一   二战后，黑人再次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他们从南部农村来到北部城市，该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没有减弱。尽管许多黑人在经济地位上与白人处在同一个阶层，但黑人仍然面临着困境。一是教育、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被隔离；二是就业上的歧视，黑人雇员不仅就业困难，而且工资低， 因此处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旋涡之中。许多雇主认为市中心的黑人既无技术，也没有职业道德。

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有着很大的影响。学者对美国52个大都市区研究表明，工厂地点转移导致10%~30%的工人失业，黑人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要高。1970年至1980年间，30%~50%的失业者来自黑人。这一变化使美国的少数族裔中出现了大量的底层阶级。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农村。从1970年到1985年间，南部乡村黑人，无论和农村的白人相比，还是和城市里的黑人相比都存在着持续地高失业率。

——摘编自石光宇《美国后工业化时代少数族裔经济地位研究》

材料二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在2012年至2021年的短短十年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西藏、贵州、云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为9.5%、9.4%、8.4%，增速分列全国第一、二、五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的许多发展短板得以补齐，例如，2021年，民族地区共建成5G基站17.79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73.7%，西藏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为94.55%、77.94%，内蒙古在近十年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6.4万户、危房改造116.65万户，配套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160多万套。

——摘编自李伊《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材料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共两党为共同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而实行的第二次国内合作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华中地区是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抗战相持阶段共同开创的一个根据地，在战略上有重要的地位，华中局明确要求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大力提倡发展棉纺织业、造纸、制皂、制蜡等小型工业和手工业，争取实现自给自足的目的。农业生产要以垦殖荒地和调节水利为重点，根据地应大力提倡，并设法保障其发展。

材料二下图是1941年—1945年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建设成就示意图

材料一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民盟坚决主张“反对中途妥协投降”，要坚持抗战到底。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为了挽救危局，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建议国民党统筹战备、给养、训练以及要凭战绩升降军官，撤换抗战以来作战不力的将领，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以期提高战斗力，发展本国的军需工业以增强军事实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政治上国民党日益腐败和消极，在经济和军事上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1944年3月周恩来号召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民盟积极支持并参加这一运动，创办报刊抨击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强烈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民盟领导人张澜认为，“某一党获得政权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所私有”，“而且党权竟超过国权……于是党治便自然而然的成为独裁政治”。

——摘编自张磊《略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民主党派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救国会和第三党就发表宣言，指出挽救民族危亡唯一之途，是国内各党派都要“重其相同，轻其相异”，建立反日阵线，举国一致进行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仍留在山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战斗。……民主党派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抗战以来，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外汇，对祖国抗战是莫大的资助。

——摘编自宋连胜《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原因》

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