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以前，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城市化进程缓慢。从 1904 年开始，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大规模移民进入东北，民国时期更是形成规模。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以及近代交通业、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港口的兴建，东北地区相继兴起一大批新城镇，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城市体系初其雏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大对东北的开发和巨额资金投入，客观上促进了东北城市迅速发展，但东北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的被掠夺为代价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在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东北地区的城市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 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 312 处城镇。

——摘编自荆葱兰、张恩强《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关内移民》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东北雄厚的基础，“一五”期间，国家建设了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1/3放在了东北。从投资额来看，东北占44．3%，接近一半。东北地区成为了共和国重点布局地区，也就是成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龙头、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并走在了国家前列。

——摘编自姜妮伶《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外交被视为外交工作一翼，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由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这一时期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活跃。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此时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宣传。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外交一度停顿。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外交进入新时期，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并由政府统筹，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交流渠道不仅有官方，各部门，各地方也积极参与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到20世纪末，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保持联系。

进入21世纪后，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成为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十八大以未，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孔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等都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作为建设平台，更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达共同体。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政权机构完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方面，全国分为9省(后来改为5省),行省总督称艾米尔，由哈里发任命，掌全省军政大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有税务官掌全省的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行省的宗教首领由总督或地方法官兼任。大法官通常从宗教学者中选拔，除办理案件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及孤寡的财产等工作。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在中亚扶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实行顺之则抚逆之则灭的政策。布哈拉女王哈吐思就是阿拉伯人武力扶持的一个政治傀儡。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每征服一地，就以原有的城市作为统治据点，然后以部落为单位将阿拉伯人分别安置在各个城区内，这些阿拉伯人既占有土地，还可领取丰厚的年金。屈底波征服中亚地区以后，以武力为后盾，命令河中地区居民让出一半房屋给迁入中亚的阿拉伯人定居。他把布哈拉城划分为阿拉伯区和布哈拉居民区。阿拉伯人极力维护中亚地主贵族德赫干的利益，拉拢这些地主贵族为阿拉伯人服务。阿拔斯王朝为了巩固在中亚的统治，又鉴于中亚当地贵族是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盟者，决定让这些贵族参政。从曼苏尔到哈伦·拉斯德时期，河中各地区基本上由当地封建贵族，主要是出身于中亚古老文化中心巴里黑的巴尔马克家族和萨曼家族出任宰相(瓦齐)进行管理、

——摘编自[英]穆尔《阿拉伯帝国》

材料一   1688年，英国出口占国民收入的5%，100年后这个数据增长到15%。19世纪80年代早期，出口已占英国国民收入的30%。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长，为英国制造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优势，压缩乃至消了除海外市场上当地竞争者成长的空间，并为英国辅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印度、埃及、阿根廷、西印度群岛……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由此沦为了向英国提供初级产品的“行星国家”。19世纪英国诗人就如此咏唱：“看那儿机器在运转不息/英国的这些征服的武器/是它不流血战争的胜利品/这些多么卓越的利器/战胜了波涛和大地/靠它们航行、织造和耕犁/洞穿了绵亘不断的丘陵/横跨过重洋万里。”

——摘编自梅新育《帝国夕阳：不列颠“世界工厂”与贸易霸权的挽歌》

材料二   到19世纪70、80年代，当美国和德国开始把电力和内燃机作为工业的动力和动力机时，“英国采用新技术的迟缓是令人心焦的。如纺织仍然用旧式纱锭，炼钢仍然用开口炉，而德国抢先使用效率更高的炼钢炉和旋转式纱锭”。“世界工厂”这个包袱，使得英国对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部门进行设备更新时受到巨大阻力，在建立电力、汽车等新型工业部门时行动迟缓。著名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从1900年开始，英国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正是英国不发展新型工业部门，以及工业技术上的停滞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后果。

——摘编自孙杭生《英国、美国、日本“世界工厂”衰退的路径依赖及启示》

材料一：在近代，英国圈地运动让其农业走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经济发展道路；而1789年7月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却让众多小农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致使法国资本主义农业在长时期内主要沿着富农经济道路发展。这是因为，法国农业在主产品方面的商品生产力，完全符合当时市场发育水平的需要，且在葡萄方面的商品生产力还有过剩；当时全国小农达2100多万，他们的宿愿便是获得真正归自己所有的能用来解决其生存的小块土地，国内真正要求和赞成走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道路的，只有少量的地主和农场主。与此同时，法国农村还存在着一支时刻期待着农场雇佣工作的赤贫农民队伍，“他们时常失业”，平时则“靠打零工和在农作物收割季节、葡萄收获季节打短工度日”，这一时期工业中雇用的人力仅有160万人……

——摘编自邓俊康（《法国大革命缘何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材料二：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将军和各藩大名作为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占人口绝大部分比例的农民却没有土地，只有通过佃租来使用土地，且需要按时缴纳年贡。从1869年开始，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使原来各藩领主所辖的土地和人口交归为明治政府。1871年秋，宣布允许农民自由选择种植作物，1872年，正式废除实行了两百余年的《禁止田地永久买卖法令》，还允许务农者经商，而后，又于1873年颁布了地税改革法令，规定统一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土地价格的百分之三作为土地税额，并用货币税取代了原来的实物税。

——摘编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土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