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两朝，尽管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人口和经济却在大幅度地扩张。在低价值的铜钱无法满足经济和人口扩张对货币的需要，纸币发行又免不了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明清两朝只能寄希望于渐成气候的白银。但这导致16世纪中叶前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的银荒。与此同时，世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美洲银矿的意外发掘解决了当时中国的货币饥渴问题。美洲白银不仅从马尼拉流向中国，带动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也在运至塞维利亚后通过欧洲的途径运至印度果阿，再流入中国；更由后来到东方来的荷兰人、英国人直接运往中国，换取中国的商品。

——摘编自张光、汤金旭《从纸币帝国到白银帝国—近代中国衰落的货币制度成因》

材料二   事实上，明代成、弘以后，代表民间社会发展的白银占据了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明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遂产生了与以往朝代相比前所未有的变化。明朝统治在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逐渐被削弱，王朝拥有的资源更多地让位于市场，国家的作用则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崛起，王朝权力的衰落不可避免。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

材料一   古代埃及气候炎热，终年少雨，尼罗河则像一条绿色的丝带，自南向北，贯穿其中，在沙漠中形成了一条天然的河谷绿洲和入海口三角洲。每当洪水定期退去，农田总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肥沃淤泥，古埃及人把“洪水之神”看作是“快乐之神”，为其编神话、颂诗歌、献祭礼。

——摘编自王斯德《大学世界史》

材料二   继亡灵、半神之后的第一个王族，共有八位国王，其中第一位为提斯的美尼斯，统治了62年。

——摘编自【埃及】曼涅托（活动时间：公元前四世纪末—公元前三世纪初）《埃及史》

材料三   

注：调色板的浮雕表现了一个头戴上下埃及王冠（正面为红冠，反面为白冠）的王者形象，他率领盟国进行对外战争，视察被斩首的敌人。调色板顶部中央写着这位王者的名字为那尔迈，历史学家推测那尔迈很可能是完成埃及统一的国王。

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材料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和广大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日本理应向亚洲各国家和人民作出道歉和赔偿。 然而， 日本政府却与索赔国讨价还价， 甚至拒绝赔偿， 逃避承担战争赔偿责任。 这与日本在战败后被美军单独占领， 把日本纳入美国的东亚战略不无关系。 从1948年起， 美国开始把其远东重点转向日本， 美国计划把日本培植成为其在亚洲新的反共、反苏基地。朝鲜战争后， 台湾当局又重新得到了美国的重视， 美国虽然 “扶日”但不 “弃蒋”。 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准备构建“日台同盟”， 希望台湾和日本能够尽早就和约问题达成一致， 赔偿问题并不在和约的考虑范围之内。

——摘编自徐显芬《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

材料二   作为赔偿者， 日本战后对亚洲国家所付出的战争赔偿与缅、 菲、越、 印尼、 韩等国索赔额相比， 差之甚远。 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仅占我国战争损失6000亿美元的0.0033%。从日本开始战争赔偿的1956年至1961年， 赔偿额不超每年财政预算的1.7%。 1954年至1959年， 以赔偿为契机， 日本把大量产品和成套设备作为赔偿输入东南亚， 为日本产品打开了销路。 日本政府竭力的避免使用 “赔偿” 的概念， 把所赔资金、 劳务和商品的提供都称为 “经济合作”。从而通过概念的转换，把日本必须被动履行的战争赔偿义务， 变成了主动提供的 “善行义举”。 这更加强了日本国内 “集体无罪责” 的潜意识，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罪责、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潮卷土重来的社会条件。 日本逃避战争赔偿责任的做法，使日本至今对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等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摘编自孙琳《日本未承担战争赔偿责任的原因分析及其影响》

材料   北伐战争引发政权更迭，南北易势，从此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权鼎革使社会上出现了 “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这既与奉系张作霖势力控制北京政府推行高压政治有关，也与国民党的境遇有关。国民党虽几经改组，但其思想纷歧、组织散漫、人员庞杂、党力低下可谓痼疾。随着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国民党控制地域急剧扩大，管理与建设人才严重不足，与北方势力妥协过程中使大量的北方官僚、政客进入国民党政权中。历届民国政府均谋求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1927年南北政权鼎革后，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部压力下， 南京政府只能在接续北京政府司法系统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工作， 而无法真正另起炉灶。受“司法独立”思想的影响，司法官员不得参加政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种“司法不党”理念也影响了司法官南伐。

政权鼎革中司法人事延续，有利于承续北京政府司法基础，实现国家司法运转的平稳过渡，但对国民党而言，也带来很多问题。这些司法人员与国民党并无渊源，对国民党理念与统治方式未必认同，“反党”现象频发；以北京政府司法官员为班底的南京政府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摘编自李在全《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