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发动的对中国和广大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日本理应向亚洲各国家和人民作出道歉和赔偿。 然而， 日本政府却与索赔国讨价还价， 甚至拒绝赔偿， 逃避承担战争赔偿责任。 这与日本在战败后被美军单独占领， 把日本纳入美国的东亚战略不无关系。 从1948年起， 美国开始把其远东重点转向日本， 美国计划把日本培植成为其在亚洲新的反共、反苏基地。朝鲜战争后， 台湾当局又重新得到了美国的重视， 美国虽然 “扶日”但不 “弃蒋”。 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准备构建“日台同盟”， 希望台湾和日本能够尽早就和约问题达成一致， 赔偿问题并不在和约的考虑范围之内。

——摘编自徐显芬《未走完的历史和解之路———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与对外援助》

材料二   作为赔偿者， 日本战后对亚洲国家所付出的战争赔偿与缅、 菲、越、 印尼、 韩等国索赔额相比， 差之甚远。 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仅占我国战争损失6000亿美元的0.0033%。从日本开始战争赔偿的1956年至1961年， 赔偿额不超每年财政预算的1.7%。 1954年至1959年， 以赔偿为契机， 日本把大量产品和成套设备作为赔偿输入东南亚， 为日本产品打开了销路。 日本政府竭力的避免使用 “赔偿” 的概念， 把所赔资金、 劳务和商品的提供都称为 “经济合作”。从而通过概念的转换，把日本必须被动履行的战争赔偿义务， 变成了主动提供的 “善行义举”。 这更加强了日本国内 “集体无罪责” 的潜意识，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罪责、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潮卷土重来的社会条件。 日本逃避战争赔偿责任的做法，使日本至今对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等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摘编自孙琳《日本未承担战争赔偿责任的原因分析及其影响》

材料   北伐战争引发政权更迭，南北易势，从此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权鼎革使社会上出现了 “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现象。这既与奉系张作霖势力控制北京政府推行高压政治有关，也与国民党的境遇有关。国民党虽几经改组，但其思想纷歧、组织散漫、人员庞杂、党力低下可谓痼疾。随着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国民党控制地域急剧扩大，管理与建设人才严重不足，与北方势力妥协过程中使大量的北方官僚、政客进入国民党政权中。历届民国政府均谋求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1927年南北政权鼎革后，在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外部压力下， 南京政府只能在接续北京政府司法系统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工作， 而无法真正另起炉灶。受“司法独立”思想的影响，司法官员不得参加政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这种“司法不党”理念也影响了司法官南伐。

政权鼎革中司法人事延续，有利于承续北京政府司法基础，实现国家司法运转的平稳过渡，但对国民党而言，也带来很多问题。这些司法人员与国民党并无渊源，对国民党理念与统治方式未必认同，“反党”现象频发；以北京政府司法官员为班底的南京政府司法系统，无法成为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摘编自李在全《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

材料一   北宋体育休闲活动获得极大的发展，不仅形式丰富多彩，而且以多种方式存在。蹴鞠因其比赛风格、方法的改进，成为了一种兼具技能性与表演性的体育休闲活动。每到春天，市民纷纷奔向园圃去踢球，东京汴梁出现“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的景象。如果说蹴鞠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休闲运动，那么相扑则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同样深得宋代市民的喜欢和认可。水上体育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梦梁录》载：朝廷每年都举行规模宏大的龙舟竞标、水秋千、掷水球、弄潮等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活动，丰富了百姓的娱乐生活。

———摘编自韩颖《宋代休闲生活初探》

材料二   伴随着各项体育休闲活动的开展和活跃，南宋体育休闲娱乐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出独有的魅力，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瓦舍”的发展，为体育表演和体育观赏活动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代表着体育休闲娱乐性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瓦市相扑者，……以图揉手之资”，体育表演也成为了一种可以赚钱谋生的手段。不管是在街头巷尾的体育表演，还是各大瓦舍勾栏中的体育表演都会采用商业化的宣传方式，这些都为当时的体育休闲注入了商业化的特性。而前去观看体育表演、进行体育休闲消费的观众更是数不胜数，使得在当时观看体育表演呈现出“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热闹场面。

——摘编自昃晨晨《南宋市民群体的休闲生活研究》

材料一   洋务派在各类新式学堂设置科学课程的同时，也并未忽视“中学”课程。而与科学课程的设置相比，“中学”课程的设置更正规，更完备。《西学》中曾说：洋务学堂“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术，化学只不过初习皮毛而矣”。新式学堂从一开始就受到招生的困扰，“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宴人（穷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而且，即便进入新式学堂中学习，学生仍孜孜于四书五经以便猎取科举功名，对近代科学知识并不十分感兴趣。洋务派创办的学校都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竟没有一所普通的小学和中学，这体现了洋务派急功近利的办学方针。

——摘编自王冬凌《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及主要特征》

材料二   “科学家”（scientist）这一英文单词是由剑桥学者威廉·惠威尔于1834年所创造的，后来它专指某一类专家和职业。这一名词的诞生也从侧面表明了19世纪科学的巨变。19世纪下半叶，基于自然的基本物理学法则的知识基本形成。许多科学家、神学家之间开始形成彼此相对分离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在和平共处的环境中各自追求目标的崭新的热情，柏拉图“一切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的理想开始受到质疑。19世纪末，物理学的发展推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20世纪初最终形成，这使得科学界承认，对于实在的理论的表述是一项远比从前辈们那里继承要复杂得多的事业。关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决定论的机械观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变化着的不确定的世界，这使人们的信心不断增强，激励着科学家持续不断地去探索，这种探索又为科学教育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摘编自新乔、赵晓宁等《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材料一     宋朝统治者采用政治、经济、行政等手段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地方官在其辖境内劝农时，大力推广江浙一带先进的耕作技术。自真宗朝始，政府大力推广占城稻，提高了水田的抗旱能力；采用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具体的技术指导，推广稻麦二熟制；广泛种植桑麻、木棉、苎麻等经济作物。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宋代农业得到巨大发展，为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周方高、宋惠聪《略论宋代的农业技术推广》

材料二     元代统治者在中央设大司农司等机构，专掌农桑水利事务。并且常派出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各地，规定“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同时将牧场拨给农民，听民自垦荒地，并规定免除一切劳役、赋税。如中统二年七月“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地处边疆的云南曲靖等路遂“野无荒闲，人皆力耕，地富饶好”。边镇腹里皆置屯田处所，“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辽阳戍兵原每岁需海道运米十万石供给，实行屯田后，“耕渔自养，粮不须给”。十多种农业科学专著被朝廷刊印后，付诸路转运司，以助民务。总之，元代农业在前朝基础上仍有较快发展。

——摘编自谢天祯《论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历程

——摘编自郭涛《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水利工作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末,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减少洪涝、干旱等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摘编自张岳《新中国水利回顾与展望——水利辉煌60年》等

材料一   1581年，在总结大学士桂萼、提督都御史陶讲、江西巡抚刘光济以及海瑞等人的经验基础上，张居正一手制定并推行实施了“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一条鞭法”实施后，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到万历五年，明朝国库存银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一条鞭法”从不同角度降低了征税成本，扩大了总量，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的矛盾。

——摘编自王颖《“一条鞭法”的税收研究》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农业税条例》）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并施行的。1983年，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农业税条例》实施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差距逐步扩大，“三农”问题依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央决定，2004年，开始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了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其他省份进行了降低农业税税率试点。2005年，中央继续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全面取消牧业税，并明确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

——摘编自刘积斌《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议案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