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工厂，标志着工厂制度正式诞生。在随后的20年里，工厂制度在英国逐渐普遍起来。到1788年，英国已经建立143家纺纱工厂。184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生产效率已经达到1770年的20倍。

材料二   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中，即在工厂中，我们始终可以见到一种简单协作，也就是说，好几台相同的工作机（暂且把工人撇开不谈），同时地和共同地在一个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在农业机器化的地方，农民面临与奄奄一息的家庭手工业同样的命运。旧社会最牢固的基础，与农民一起被消灭掉了。农村中“剩余”下来的农民和雇佣工人，纷纷流入城市。“机器使体力成为多余的了……这种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强有力的手段，立刻变成一种不分男女老幼，把工人家庭一切成员都归资本直接支配，从而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工厂里的强制劳动不仅侵犯了孩童爱好游戏的权利，而且还排挤了自由的家务劳动，这种家务劳动原来是工人家庭本身需要的。

——摘编自【德】卡尔·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金融体系，从清末的钱庄、票号，到民国初年的官银号、官办银行、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地区的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行货币占领市场，使货币呈现多样化、竞争化的趋势。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规范货币发行，直至1935年币制改革终于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

——摘编自黄丽珍、章亮、李磊《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以英商为主的外商银行纸币主要流通于英属香港殖民地以及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租界区域。19世纪90年代以后，各列强先后在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沿海和内地区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商银行纸币的流通范围呈现由沿海、沿江各重要口岸租界向各国在华势力范围迅速扩展之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口岸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区，外商银行机构林立，英商、美商、日商、比商及中外合办等银行纸币争相发行、混杂流通。

——摘编自蒋立场《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

材料   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安全……这一时期出现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小范围的，污染源较少，往往可以由一国政府独立解决。70-80年代后，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70年代后半期，美国积极倡议并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环境合作，推动创立国际环境机构并提供大量环境援助。80-90年代初，美国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由积极合作转为消极对抗，90年代初再次进行了调整。1996年，美国以捕捞大虾未采取措施保护海龟繁殖的环境义务为由，禁止进口中国的大虾。自1997年起，美国政府在每年的地球日都要发布有关环境外交的报告，对全球环境状况和国际环境政策作出评估……

日本在1991年主持召开亚太环境会议，表示积极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加强亚太各国之间合作，全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与此同时，日本又不顾国际舆论向海外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欧洲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应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并表示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等地国家开展了多方面的环境合作。欧盟在对外环境政策上有系统全面的框架，但内部政策执行时困难重重，如德国和瑞典积极促进欧盟实行较高的环境标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则表示反对。

——摘编自房乐宪等《美日欧环境外交政策的比较》

材料中国古代最大的制度变迁，当属国体之变，也就是从封建制到帝制。西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邦建国，各个封国的政治、经济相对独立，按照宗法制，诸侯彼此认同，并尊周王为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宗法政治秩序被打破，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建立皇帝制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国进入帝制时期。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2年，帝制在中国持续了2133年。两千多年的帝制，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第二，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在这两个兴亡攸关的问题上，帝制国家一直处在不断摸索、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

——摘编自网易论坛《这40年，我们的职业变迁》

材料一   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合股经营迅速发展。微州商人、山西商人，都有合股经营的传统。“近亲者乃至同乡问的合伙，即合股”的经营方式为当时所盛行。清代山西商人采用合股经营的现象更为普遍。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字号店商人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但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6世纪，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放的工具。合股公司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富有责任心和经验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的业务。这种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投入海外事业。东方商人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等控制。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