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极力要求参与国家政事，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反对王权。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政体由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并通过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法案，使英国议会在限制王权的同时，也扩大了议会权利，并且为英国的国家制度规定了新的基本原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议会制度在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来，现代议会民主进入崭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纯云《英国议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材料二   联邦议会是德国最高的立法机关，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政府首脑为总理，是国家机构中最有权力、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由立法机构最大政党的党魁出任；总统由各政党提名，由联邦议员与同等人数的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产生，不拥有实际行政权力，其主要职责是签署并公布法律、法令。

——摘编自连玉如《浅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制特点》

材料三   代议民主制体制的首要原则是保证国家的主权充分持久地保留在全体民众手中，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公民的选举权，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此外，政党政治也是民主选举和代议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不同政党的不同政见和政策方案的存在为选民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议员大都是由政治家充任，这种职业主义的原则保证了现代代议制的良好运行。虽然代议制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弊端，但仍是目前最基本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邢晓红《论代议制的产生原因及运行条件》

材料　在接触外交事务以后,李鸿章获得了许多国际法知识,逐渐有了一些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在讨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礼仪的问题时,李鸿章提出:“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理相待”“中国无权能变其各国之例”。他在奏折中曾经指出洋人提出的修约要求“无非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盖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明确主张“关税乃中国自主之权”。李鸿章敏锐地认识到列强内部存在矛盾,如果能充分利用其相互掣肘的诸因素,则能在弱国外交的不利形势下维护国家的利益。但他坚持“两国立约,所应遵守之责,不拘式款如何,有明言而立者,有默许而立者,均当谨守”。

——摘编自宫兰兰《李鸿章的国际法思想及运用》

材料一　英国实行的是二元行政体制。这种议会制下的二元行政体制是君主制长期演变的结果。原来由君主享有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政府和首相手中。国家元首虽然体现了国家和政权机构的连续性，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实施自己的政策，只能扮演一种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角色。在英国，国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同时是政府首脑、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世俗领袖。

——摘编自李晓东《英美政治制度比较》

材料二　一切征税法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提议或赞同，关于此项法案之修正案与其他法案同。凡通过于众议院及参议员之法案，应于成为法律前，呈递于合众国大总统。大总统如批准该项法案，即应签署之，否则退还之，但退还时应附异议书，发交提出该项法案之议院。凡必须经参议院及众议院同意之命令或决议或表决，应呈递于合众国大总统。该项命令或决议或表决于发生效力前，应经大总统批准，如大总统不批准，应依照所定关于法案之规则与限制，由参议院及众议院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通过之。

——摘编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87年）

材料   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

——摘编自徐玲《1949-1961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考察》

材料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1965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法，取消以原国籍为依据的限额制，代之以劳动技能和所谓人道主义的考虑，亚洲与拉美的移民数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族群结构，促进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这一现象在客观上增加了保守主义者们的忧虑，当今时代，美国无法关闭国门，这便妥求其在尊重少数族裔文化的前提下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摘编自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

材料一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官方和民间都要进行祭天、拜祖、祭孔等重大活动，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都非常清楚，祭天、拜祖、敬奉鬼神说到底都是为了教化百姓。从周公旦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这种清醒的实用理性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每个人只要从我的内心做起，从我们的日常事情和现实生活做起，就可以由平凡之事入手来成就伟大功业。因此，最现实、最直接的事情，无非就是每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中国人既然把眼光都关注于内在的道德修养和现实的经世致用活动，他就无暇去顾及那些六合之外的鬼神，这就使得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知识分子能够投身于现实社会，投身于经世致用的实践活动中，从而推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

——摘编自赵林《西学三书》

材料二   明末传教士对中国古文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力对其进行研究和翻译，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古文献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引领欧洲一代风流的思想旗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欧洲思想家。18世纪，经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欧洲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与当地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相类似，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推崇的是“理”而非“神”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就成了他们取证的榜样，他们也从中找到他们观点的旁证，从而坚定了他们的观念和斗志，丰富了他们的学说。

——摘编自王立《中华文明简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自公元前2世纪被汉武帝开辟以来，历经各个朝代的发展与变迁，这中间有唐朝在联系西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后，中国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遂使海上丝绸之路开始越过印度洋，延伸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沿岸，为宋元时期的大量阿拉伯商人来广州、泉州经商奠定了基础。到了明朝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以及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原先向西到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等地转向东至日本，或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大陆，然后再经阿卡普尔科和塞维利亚把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运往欧洲市场。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将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贩运到日本赢利外，也利用其返程船只将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运往欧洲各地销售，遂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摘编自李金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二   当前（2018年），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100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优势互补，我国仍将致力于对接促进各国、各地区的产业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产业规划的相互融通，进一步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活力，“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欠发达地区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经济增长利益。“一带一路”力求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主张“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摘编自蔡春林、陈雨《“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意义》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材料一   左宗棠于1877年上奏清廷，提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建议新疆设立行省，清廷并未应允。1881年，清政府收回伊犁后，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在新疆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加快恢复新疆的经济生产，让各族人民尽快安定下来。1882年，刘锦棠根据自己在收复新疆时的所见所得，拟写《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上呈光绪帝，规划了具体的建省方案。已经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再次上奏，表示若不及早将新疆建省规划，则“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拚飞，后患方兴，前劳尽弃”，新疆恐再落入列强之手。1884年，清廷终于颁下谕旨，宣布新疆设省，任命由刘锦棠出任新疆首任巡抚。

——摘编自郭琪《晚清新疆设省始末》

材料二   建省前，新疆南北疆经济法律制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南疆存在不合理的赋税。建省后，南疆废除按丁抽税，与中原赋税统一，实行按照田地征收赋税制度，民众只需给国家纳粮，直接构建起清朝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建省后，清朝在南北疆一体推行郡县制，并改革新疆地方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满、汉、少数民族均用。从建省至清末，新疆巡抚9人中满人1人，其余均为汉人；地方基层政权中，大量汉人担任道、府、厅、州、县官吏，成为清朝管治新疆地方行政的主力。

——摘编自欧宗瑛《边疆危机背景下的清末新疆建省与城市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