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按唐制，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官由吏部考核，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秤，四曰恪勤非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掌之不同，分别提出的不同要求。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明中叶以来，官僚主义愈演愈烈。隆庆二年张居正给穆宗所上的《陈六事疏》中指出，当时的官场风气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纵委徇”。万历年间经由神宗皇帝批准推行“考成法”。其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酌量道路远近，轻重缓急，确定完成期限。上述事由、环节分别登记在三个账簿上；其二，六部和都察院分别按照所留帐簿底本，对相关官员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逐月检查。如果未按期完成，则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罪论处。六科根据账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内阁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科，并对隐瞒不报事例进行惩处。明代史学家谈迁评价张居正：“江陵立考成法，以为制治之本。向者因循玩愒，至是始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焉。”又曰：“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数支塞。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倍数载。“
——摘编自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考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考成法出台的背景及发挥的作用。
食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食品安全自古以来也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治理问题。
材料一 《礼记王制第五》记载了周代有关食品安全保障的规范：“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据《唐律疏议》记载：“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也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以故杀法”。为了加强管理和监督，宋代政府颁布法令让商人们组成“行会”，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同时在法律上继承唐律的规定，对腐败变质食品的销售者给予严惩。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材料二 186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食品法，起因是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阿卡姆对伦敦出售的许多面包进行了化学分析，并在1820年出版《食品掺假以及监测方法》一书，指出在面包中使用明双漂白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任命化学家查尔斯M威斯利尔在新成立的农业部任职，开始分析食品、肥料、杀虫剂和其他农产品的化学成分。1906年，美国“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纪实小说《丛林》，向公众揭示了美国食品加工厂生产的黑幕。据说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读后深受触动，随后就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因此创立美国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负责对美国境内所有人食用的食品和药品进行安全评估。
——摘编自李建军、史玉丁《食品安全规范的历史及其伦理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管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中国古代食品安全管理相比，近代西方食品安全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述其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中后期是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的历史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山东､河北人流向东北河北､山西､山东人流向内蒙古南部，陕西人流向大西北，湖广人流向四川。流动人口的职业，资料显示，占居第一位的是佣工，第二位是自家耕作的农民，第三位是小商贩，第四位是手艺人，此外还有挑夫､教书先生､奴婢､流丐､僧侣以及配遣犯，多系下层社会人士｡
———摘编自冯尔康《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等
材料二 1801年至1851年期间，英国人口大量流入工业发达的地区，比如利物浦从8.2万增长到37.6万，曼彻斯特从7.5万增长到30.3万。1801—1831年期间，农业占优势的贝德福德､伯克等地累计失去37.9万人，就劳动力分布来看，以1851年的大不列颠为例，农､林､渔占21.7%，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占42.9%，商业和交通占15.8%，家庭和个人服务占13%，其他占6.7%。
———摘编自王章辉《英国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国家､地区之间的资源交换，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我国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万多亿元，增长了近186倍，随着人口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以社会保障水平为例，据学者统计研究，2002—2015年间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呈螺旋上升趋势。社会各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注大幅提高，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也将“共享”纳入其中，提出各类社会群体应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摘编自施国庆､徐隽倬《流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英两国人口流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的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从人口流动现象中可得到哪些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明从夏商重巫到西周重史，史官文化逐渐形成。史官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学在王宫，平民百姓没有文化；二是职在史官，史官之外的官吏无权记录；三是包罗万象，史官记载的内容涉及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几乎涵盖精神文化的全部。这充分体现了史官文化的独占性与封闭性。到了春秋时期，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日益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所取代，整个社会面临着大动荡和大分化。一个从独占性、封闭性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发展的转化过程逐渐形成。
——摘编自罗德荣、胡如光《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材料二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激发了人们强烈的参政意识。对于当时社会变革中的种种问题，人们提出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认识和主张大部分是围绕政治思想上的论述而逐层铺展开的。人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具有普遍的政治色彩。同时，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迅速，财富、享受、欲望与野心、权势、罪恶同步增长，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背离，思想家们生发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并为此锲而不舍地追求。此外，长期的封建割据、封闭的自然经济、迥异的地理环境、各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使列国文化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
——摘编自王景润《简论春秋战国文化的时代特色》
(1)简述材料一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原因及影响。
(2)概括材料二中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时代特色。
材料 清朝时期，大量的客民进入到黔西南地区，偷盗、抢劫等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发生率增加。清王朝为了更好地治理这片化外之地，对黔西南地区的诸多地名进行更改，融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如将“永丰州”改为“贞丰州”，“南笼府”改为“兴义府”等。村寨寨老和有威望之人带领民众进行公议，共同制定本村的村规民约，勒石为碑，将规约刻于石碑之上，用来规范村民的行为。这些村规民约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虽不是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但在当时对于教化村民、维护乡村秩序以及地方治安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作用。清政府十分注重对乡规民约的宣传。
——摘编自李启志、吴俊《地名、碑刻与历史：清代以来黔西南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黔西南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黔西南地区乡规民约的影响。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服饰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服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外服饰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