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 A．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 | B．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曲折 |
| C．基于美洲族群结构的变化 | D．预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图景 |
时代中的旗袍变革
旗袍，源于满人长袍。起初，宽腰直筒，便利耕牧征战。不仅如此，为实现身份区分，满人贫民旗袍多为不开衩或两开衩，皇帝所着旗袍为四开衩。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服饰的改变。旗袍开始融入多元化的西方流行元素，改变了传统宽松直筒的特点，更有助于凸显女性身材的曲线感。不仅如此，西方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传入，使裁剪和缝纫技术更加立体。更凸显了中国女性的韵味和美感。
20世纪中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物质极为贫乏，旗袍在设计上开始摒弃传统的“华而不实”，追求简洁、轻便。如无袖旗袍开始流行，整体长度也不断缩短。这种趋势一直流行至抗战胜利。
建国之初，妇女穿衣服都学解放区的样子，鄙夷穿红戴绿的“资产阶级小姐”。“努力工作、艰苦朴素”是那时常挂嘴边的口号。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设计师将旗袍所孕育的韵味及特色与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使旗袍款式更加多元化，推动中国旗袍走向国际舞台。
——摘编自张成义、李群英《中国旗袍造型艺术元素的审美演变及其文化传承》
以“时代中的旗袍变革”为题，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 1900年 | 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
| 1901年 | 《译书汇编》译载日本著作，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
| 1902年 | 《译书汇编》发表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该书中日本学者的史学思想都来源于西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广长舌》，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
| 1903年 | 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上海人演社出版《俄国革命战史》。 |
| 1905年 | 梁启超编纂《越南亡国史》 |
| 1910年 | 梁启超又撰《朝鲜灭亡之原因》 |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此后两年该书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初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天下费多”，等到大规模的战争一次一次地爆发，财政支出更是急剧增加。富商大贾囤积居奇“而不佐国家之急”，坐视“黎民重困”。武帝通过行政命令，实行改革币制、算缗(征收商人的财产税)等办法，来剥夺商人。同时宣布实行盐铁专卖，原诸侯王封国产盐铁的主要地区，同样设盐铁官管理，盐铁之利收归中央。
材料二 北宋政府一再规定“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令柴薪渡河津者勿税，又免农器收税。又规定：“当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诚便商惠民之举， 而堪为后世治国者取法”；北宋政府的“冗官”、“冗兵”、“冗费”十分突出，其财政来源除了靠商税支撑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商品的专利收入。从宋初起就对几个主要商品如盐、茶、矾、酒等实行专卖制度。富商大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起他们的巨额财富，汴京是“富商大贾所聚”、“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商人从而拥有无数的“田畴邸第”，成为大商人兼大地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
(1)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商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北宋商业政策的新变化，简析宋代商业政策的主要影响。
| A．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互信 | B．“真实亲诚”的有效构建 |
| C．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共同发展 | D．“一带一路”的落地实施 |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 A．思想解放推动审美观转变 | B．工业革命促进经济发展 |
| C．科技进步提高了生活水平 | D．社会变迁影响流行风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