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黑夜代表罪恶和危险。在欧洲历史上，每当夜幕降临，城市里钟声响起、城门关闭，并伴随宵禁巡逻。城市里晚上不准经营，既是宵禁的要求，也是行会的规矩。从近代开始，人们对黑夜有了新认识。基督教文化认为黑夜不再仅仅是恶的象征，也是一条通往神灵的路径。从16、17世纪以后，贵族们开始逐渐享受夜间的娱乐生活，普通市民中的少数人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享受夜晚生活。那时宵禁令还在，但规矩已经放松。进入19世纪，随着照明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夜生活的时尚潮流已势不可挡。剧院、俱乐部、音乐厅、赌场、酒馆是夜生活的主要场所，数量迅猛增长，甚至24小时开放。一些城市不再夜晚关闭城门，夜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交生活。

材料二   欧洲人对夜晚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夜间劳动的普遍化，有学者估算，1800年时，伦敦人的睡眠时间平均只有6.5个小时。经过劳工与雇主的反复博弈，到1919年，欧美大多数国家基本实现了8小时工作制，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夜班工作制，逐渐推广开来。为最大限度使资本增殖，通宵达旦的工作常常采用换班工作方式，那些被称为“日工”“夜工”的人从早6点到晚6点，又从晚6点到早6点，进行换班工作。这样既能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厂房、机器等资本在夜里得到充分利用。

材料三   在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随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黑夜与白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们都是必须开发、利用的资源。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起先是从空间上不断向外扩张，随后又逐渐地从时间上侵蚀黑夜。夜生活是资本的杰作，而夜班生产是资本对黑夜的占领。

——以上材料摘编自俞金尧《资本扩张与近代欧洲的黑夜史》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分为宫城钟鼓楼与都城钟鼓楼。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钟、鼓成为皇家宫城的报时装置，钟、鼓声作为夜禁的时间信号，兼有对火灾、盗匪、战争的预警功能。从隋代开始，宫城中出现单独修建的钟楼或鼓楼，唐代中后期形成将钟、鼓声响准时配合使用的“晨钟暮鼓”报时制度；至宋金时期，宫城中已有钟楼、鼓楼的对设布局。两宋时期报时建筑上承唐代宫城报时的核心特质，下启元代都城报时的重大突破。至元代，都城中产生在鼓楼之外建造钟楼的需要，钟鼓楼开始脱离衙署而出现在城市的中心地段，并开启民用报时。明清时代最终形成各府、州、县普遍成对兴建或修葺钟鼓楼的国家制度，如北京、南京、西安、张掖等城市，钟楼或鼓楼均是府州县城的中心建筑。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这些西式钟楼成为统一和指挥沪市时间生活重要的建筑装置。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材料三   为了方便规划全国时间，1918年北洋政府将全国划分为5个时区，该划分之下，有的一个省级行政区有两个时区。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原本的中原时间也调整为陇蜀时区。1949年10月7日，中国采用东八区时的“北京时间”诞生。11月1日，北京时间正式在官方场合使用，从此迅速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等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关于产品分配，实行圣库制度，“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不久，鉴于粮食供应紧张，在安徽、江西等地重新“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摘编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具体方法是通过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分给佃农。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土地法》，该法三章七十六条，无一条议及“平均地权”，无一条议及“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沈昊，姜秀玉《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探索与启示》

材料三   1947年，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十一条，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通过土改，广大的贫雇农翻身成为自耕农，翻身的农村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实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敦煌郡，并在郡城西面设置玉门关和阳关，扼守河西的大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地区，带来先进农耕工具和技术，推动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敦煌城东南鸣沙山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所佛窟。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日渐兴盛。隋唐时期的敦煌，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汇聚不同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掀起兴建石窟的高潮，一些大家族也争先开凿“家窟”。到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有一千多所窟龛，汇集了众多精美壁画、造像，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摘编整理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材料二   19世纪末，一大批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这些藏品现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撰写五卷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摘编整理自《敦煌藏经洞·传奇继续》

材料三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欧美18家博物馆联合签署《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

材料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揽，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宋代书院分设经义、治世两斋，前者为主。经义斋教四书五经、理学大师研究心得、历史典籍和诗词；治世斋教农田、治民、水利、算数、军事等实用技能。经费来自官府拨付、民间捐献、自主经营，主要靠学田收入。主持人称山长或洞主，由在职官员或赋闲官员充任。教学活动以升堂讲说和生徒自我钻研为主，辅以讲会制度，即定期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同堂交流辩论。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大学基础学科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专门学科为法学、医学、文学、神学。早期，有很强的神学性；后期，艺术、诗歌、法学、医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希腊语、拉丁语等逐渐成为大学课堂的主流。经费主要来自学生所交学费，部分来自教会、政府、城市的资助以及私人的捐赠。早期大学是为争取特许状以及自由求学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学者行会组织。尽管教皇和世俗政权力图控制，但大学的运转主要靠学者的活动。大学最通行的课程实施方法是讲授和辩论。

——均据孟冰寒《浅析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等整理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英国的自由传统奏响了序曲，也为专利制度的孕育提供了技术劳动力和商品经济环境以及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等思想文化支撑。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重工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自由建立新产业，催生了1624年的《垄断法规》（专利成文法），该法规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共同促进了初始工业化时期英国专利的实践。17世纪末到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推动专利制度与产业革命之间相互影响，专利法治体系更加成熟。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专利制度和经济实践因其存在的大量缺陷而面临巨大危机，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专利制度存废大论战，最终促进了专利制度的全面改革。

——摘自李宗辉《17-19世纪英国自由传统与专利制度的演进研究》

材料二   西欧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技术创新潮流开始放缓，自由贸易经济开始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自由贸易理论开始兴起，在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的旗帜下，通过授予专利权使一些工商企业受到保护、免受竞争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同时，专利制度自身的问题也日益引发人们的不满，当时英国专利制度尤其令人诟病。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仍然坚持专利特权制度，其授权程序复杂、成本高昂、费时不菲且含糊不清，专利诉讼也存在较大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19世纪50年代西欧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专利运动，但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反专利运动最终还是消退了。

——摘编自袁锋《专利制度的历史变迁：一个演化论的视角》